姚明：18年前我3个月拿832元

　　综合新华社电 寒冬时节，黄浦江雾霾笼罩，姚明作为投资人的上海男篮俱乐部隐身在斜土路上一排不起眼的寻常院落之中。

　　给记者开门的是身高2米29的姚明。办公室布置简单，略显逼仄。临窗一桌一椅一台笔记本电脑，靠门两张沙发。寒暄过后，姚明聊起他的童年、他的梦想和他对未来的期待。

　　排2个小时队吃肯德基

　　姚明生于1980年，那是改革开放刚起步的年代，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第一次”。

　　8岁时，著名的美国哈林花式篮球队来沪访问，妈妈方凤娣带着还没开始练篮球的姚明第一次去看外国人打球。“那时觉得篮球更像是一部好玩、好笑的喜剧”。但姚明后来明白，哈林篮球队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推广篮球，“用一种嘻哈的风格，用一种非常幽默的风格去阐释表演篮球的艺术。”

　　上世纪80年代末，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进入中国。同所有爱赶新潮的孩子一样，10岁的姚明在人民公园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第一次吃上了肯德基。

　　此外，姚明还记得，家里的第一台彩电是上海的金星牌；第一次乔迁之喜，搬进了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房子，也是“很兴奋的”；上中学时，他有了第一块卡西欧电子表，大家对这块日本手表都很好奇。

　　1995年，中国篮球联赛改革起步，主客场赛大幕拉开。这年末，15岁的姚明被“特批”从上海青年队转入上海队，从“临时工”变成“正式工”。他记得，转正后头3个月收入加起来是832元。

　　姚明的父母就没赶上“好时候”，姚志源和方凤娣打篮球的年代，月工资才三十几块。“家里多了个劳动力，我感觉他们挺高兴的。”姚明说。

　　在上世纪80年代，走出国门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件遥不可及的事情。父亲年轻时去英国比赛，在泰晤士河边拍了一张照片，让儿时的姚明印象深刻。

　　“我从小就梦想有一天，去英国也要在那儿拍一张照。”而这个心愿，竟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才完成，姚明当时已经退役，是以电视台解说顾问的身份来到伦敦。

　　1997年，姚明到巴黎参加一个篮球训练营，这是他第一次出国。尽管从小被教育：“不要认为国外的月亮都是圆的”，但姚明坦言，出了国依然感觉什么都新鲜，“看到很多确实很精彩的东西。”

　　人生中的这些“第一次”，姚明觉得，无不与改革开放有关。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就是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人的劳动力、创造力得到了释放，使社会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姚明说。

　　政府化运作已“撞墙”

　　2013年初，32岁的姚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首次参加两会，他的第一份提案是《改革管理体制 开放人才选拔 促进中国篮球可持续发展》，第一点建议是：改革中国篮球管理体制，将中国篮球协会实体化，定期召开中国篮球代表大会。

　　如果说姚明是1995年中国篮球联赛改革的受益者，如今他已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推动者之一。他认为，在CBA联赛的新一轮改革中，应当解决权利归属问题，这也是联盟实体化的现实意义。

　　“市场会寻找到最佳资源配置方案，但有时也会失灵，需要政府调控。现在需要给予市场或资本力量更大的空间和舞台。各种形态的资本，从人力、资金到产权资本，如果没有比较清晰的归属权、受益方，就难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姚明说。

　　不久前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姚明觉得，对于CBA等职业联赛发展而言，应该处理好联赛发展、国家队战绩提升和群众普及的关系。

　　“发展篮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国家队成绩，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有所突破？是有更好看的联赛？还是希望参与度很高？”姚明认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把这几件事合起来做有利有弊：水涨船高，要么一起提高，或者一起下沉。分开来做也有利弊，但如果其中一样没有做好，也不影响其它两个变量。”

　　在姚明眼里，连起来做和拆开来做其实是政府化运作和市场化运作的区别，而现在也许正是该作出改变的时候。“政府化运作方法已经走了几十年，市场化的方法不是说一定好，但是至少在目前来说，第一种方法已经‘撞墙’。”

　　现行管理体制在姚明看来弊端明显，“只能培养单个运动员，只能处在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现在我们毕竟有足够的财富、足够的资源去创造一个平台。平台办好了，一定会有更多优秀运动员冒出来。”

　　壮志未酬感觉挺好

　　姚明的另一个梦想，是让体育回归教育。

　　退役后的姚明有一个他自己非常看重的角色：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者，而他参与公益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跟教育的结合。

　　迄今为止，姚基金已在四川、云南、贵州、青海、湖北、广西、山东等地援建了18所希望小学，姚基金举办的“希望小学篮球季”活动在两年间吸引了全国90多所希望小学6.7万人次的青少年参与。今年10月，NBA姚明篮球学校也正式启动。

　　 “我坚信体育对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学教育之前，体育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姚明说，“体育运动，特别像篮球、足球，需要集体合作分工，每个人讲究自己做一个动作的熟练性，最终通过合作去实现共同的目标，这非常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姚明说，青少年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而强健的体魄是实现中国梦的最基本保障。“你手里拿着最先进的windows软件，没有一台电脑，没有硬件，怎么用？”

　　 2011年7月，因为伤病，未满31岁的姚明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作为中国男篮的领军人物，他在国家队的最好成绩只是打进奥运前八；作为NBA职业球员，他也始终未能接近总冠军的梦想。

　　 历史名人中，姚明喜欢诸葛亮。如今他有了和诸葛亮的共同点——壮志未酬，姚明自嘲“这感觉挺好”。完成自己未竟的梦想，需要更多优秀的运动员，而这也是姚明参与球队管理和CBA联赛改革的动力之一。“我们要像NBA那样创造自己的舞台，而不能永远只是‘出口’优秀选手。”

　　 改革开放至今已35年。我们问姚明：“再一个35年，你认为中国会是怎样？”

　　 “我那时候快70岁了，我希望首先空气能好点，那时我应该退休了，可以去休闲了。”姚明笑答，随即他又严肃起来，“我们要用在过去35年学到的经验，想想现在做出的决定不仅要使现在的社会变得更好，是不是也可以使35年之后的社会同样受益。”

　　 从CBA到NBA，从体育到教育，从商业到慈善，这个充满智慧的大个子始终在思考中前行，而他思考的问题绝不仅仅局限于篮球。

　　 一次席间闲聊，他无意中说起自己喜欢艾尔·帕西诺主演的《闻香识女人》，老戏骨帕西诺在片尾的一大段独白让他当即有背诵的冲动：我曾经能看见而且（在战场上）见到过很多像这样年龄甚至更年少的孩子，他们的胳膊被炸断，双腿被截断，但是没有什么比灵魂的残缺更可怕，因为灵魂没有义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