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公益彩票事业的日益发展，中奖者和中奖者的经历，越来越成为大众的关注焦点。相比于国外接二连三的“中奖者秀”，国内多数中奖者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鲜有中奖者直面大众，与国外形成明显对比。对此，《公益时报》记者独家对话彩票业内资深专家程阳，解读我国中奖者不愿露面的原因。[您认为中奖者不露面的原因是什么]

　　《公益时报》：中国的彩票时现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中奖者，总是牵动着媒体和民众的神经。但我们注意到，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时有中奖者直面媒体，而中国的中奖者却鲜有露脸呈现给公众。

　　程阳：近期大家可能在媒体上看到了我给“超人面具”中奖者颁发双色球1008万元大奖奖金的图片，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大奖得主“露脸”方式。民众的知情权与中奖者的隐私权，是彩票市场中一对十分诡异的矛盾。每一个彩民都希望大奖得主能在媒体上“露脸”来证明彩票的公正性，但当问起万一他自己中奖他会不会“露脸”时，肯定的答复是“不”。所以，在“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折中的方式，就是这类“面具露脸”方式。

　　《公益时报》：对于真人露脸，国外是如何处理“知情权”与“隐私权”问题的？

　　程阳：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但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知情权”与“隐私权”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操作。而在我国并没有针对这些情况的具体法律条款，注意我说的是“法律”，不是我们熟知的“条例”。我国的法律构架是宪法、法律、条例、规章这样次序的“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体系。“广义的法律”包括全部四个层次，“狭义的法律”仅仅说的是前两者，前两者必须是要通过全国人大颁布的，而条例、规章国务院或所属部门及地方政府就能颁布。

　　与目前国内《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彩票管理条例》这样的法律效力很低的下位法相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彩票市场的信息公开，源自于法律。例如美国1966年7月4日制定的《信息公开法》(FreedomofinformationAct,USFOIA)，英国2005年1月1日施行的《信息公开法》(Freedom ofInformationAct2000，UKFOIA)。

　　《公益时报》：与我们的《条例》相比，国外的这类《信息公开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程阳：首先是法律效力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上位法”与“下位法”问题。我们的《条例》还是“下位法”范畴，在《保密法》这类的“上位法”之前马上暗淡失色，法律效力很低。国外的《信息公开法》是上位法，极具强制性，把知情权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国外《信息公开法》适用对象不仅仅是政府机构，还包括公益事业、企业等等，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以及“主动公开”为主“被动公开”为辅的原则。例如，按此法律，英国的彩票机构没有任何我们认为的秘密可言，不但本国公民，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人远隔重洋咨询，他们也必须出具任何与彩票相关的各类销售数据、详尽财务报告等，不得回避。

　　《公益时报》：在这么“苛刻”的条件下，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几乎都要暴露了？

　　程阳：这要看具体的彩票机构。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彩票相关法案，规定不尽相同，有些是强制需要公开的，有些是自愿的。一些中奖者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是通过律师事务所操作、找代理机构领奖的。总的来说，各国和地区，在保护中奖者隐私方面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各自的动因并不相同。例如加拿大一些省因为发生了些敲诈中奖者的刑事案件而重新立法，一些国家如以色列是因为国家太小中奖者身份暴露会引起个人的生活不便。

　　其实，在中奖者隐私问题上，与其说是法律起作用，不如说是民族文化、传统影响、政府公信力在起作用。例如，中国的亿万富翁就没有美国的那么招摇，这是民族文化问题。再如，美国各州露脸的多了，多年形成了行业传统，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不良后果，中奖者就纷纷效仿。还有就是像我国香港地区，香港马会的公信力极强，一百多年没有任何负面的事件，民众对此深信不疑。

　　《公益时报》：凭您对我国彩票的多年关注和研究，您对中奖者的隐私保护，有何建议？

　　程阳：我的观点是一贯而明确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对峙，缓和的手段只有媒体，也只有媒体才能是该“悖论”的最后裁决者。中国彩市20多年，尚没有发生因媒体“透风”而导致中奖者不良结果的案例。彩票机构应该充分相信媒体、更不能回避媒体，中奖者更加不能以“隐私权”为由拒绝见证，这不仅有违常理，也没有法律依据，“隐私权”是对大众的，其法律范畴没有无限外延，显然中奖者不能以“隐私权”为由不准彩票机构、银行人员核对身份。由此，媒体作为“彩票公正性的见证者”，是对大众“机构与中奖者”关系合理质疑的第三方见证者，机构与中奖者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