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玩游戏的代价

　　王薛红本来在哈佛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偶然一次到拉斯维加斯游玩，对博彩业产生兴趣，2000年转到内华达大学学习博彩专业。两年之后，她接到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筹备人员的邮件，希望她回国担任执行所长——她是中国第一位博彩专业的博士。

　　“当时距离新中国发行第一张彩票，已经整整18年了。但是专业人士稀少，人员培训不够……”王薛红说，北大中国彩票研究所到现在都是中国唯一的彩票专业研究机构。

　　她毕业前夕，曾在内华达州赌场和英国国家彩票委员会实习。从发牌手做起，她看到赌场的市场服务意识超强，客人提出任何问题，赌场都表示感谢，随后求证核实改进；在英国，她又从市场角度转向政府管理角度，“他们的立法非常完整，一旦出现问题，法律会予以规范。”

　　踌躇满志的王薛红2004年毕业回国后，准备按照自己学到的先进经验，打造中国专业彩票。

　　问题太多了，是王薛红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她把彩票比作一种游戏，说这个游戏在制订之初就存在程序漏洞。“开始没有任何的游戏规则，大家就是单纯去玩。可是玩久了，就出现问题了，比如前些年摇奖机掺假的问题。彩票机构可以利用掺假去赚彩民的钱，老彩民也可以利用掺假去赚彩票机构的钱……”

　　因为玩彩票，玩的就是偶然性。一旦这程序存在必然，就失却了它最本真的意义，而沦为一种彩民、承包商、发行机构之间尔虞我诈的争斗。更可怕的是，问题出现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中国的彩票该立法了吧。宝马彩票事件发生后，彩票专家、彩民、发行机构、媒体都作如是猜测。大家都在等待。而这一等待，又是4年。

　　期待彩票立法

　　用国外的彩票体制来规范管理中国的彩票行业，是王薛红的最初想法。然而几年过去了，她感觉这是不可能的，“别说是全国好几亿的彩民，单是彩票行业内部的管理人士，就不可能理解和接受。”

　　大家的期待目光都聚焦在立法上。“如果立法，就得平衡两大彩票机构的利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彩票机构管理者说，中国只有两种彩票，体彩归国家体育总局，福彩归民政部，立法一定会触及这两大部门的利益。

　　对于大多数的彩民，彩票已经是一张可以改变命运的船票，他们期待它能换来大奖，载着自己驶向幸福的彼岸。陕西来京的白先生，今年1月买了一张彩票中得500万大奖。他兴奋至极，连夜辞去工作，到河北买了房子，自己开了饭店，“过上了幸福自在的生活”。

　　更多的彩民没有这样幸运。他们花几块钱买到的彩票，只是“微笑的纳税”，给自己期待，也给自己失望。如果彩民赔了，赚的就是彩票发行机构。如此巨大的资金，彩票中心如何使用？外界不知道，一位体彩中心的管理者说他也不知道，但是大家都记得审计风暴。

　　2005年6月，国家审计署发动了一轮审计风暴。

　　国家体彩中心被查出一系列问题：发行费用超过实际需要，其下属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支出1.3亿元购买出租楼、提取个人奖酬金1.31亿元、在彩票印制过程中高价采购，致使彩票发行费流失2341万元……稍后，体彩法定代表人张伟华落马，轰动一时。

　　尽管彩票中心每年都会出一些规定，要修补彩票行业暴露的弊端，但是大家真正想看到的，依然是彩票法。

　　今年3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的官方网站上，一个头条是《彩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被邀请对条例提出意见。王薛红说，眼见着彩票逐渐变得有法可依，越来越往健康的方向发展了。

　　10月16日，彩民汪亮解手持败诉判决书，走出一中院后神情沮丧。“这就像一个大人欺负一个小孩！”汪亮解自始至终都认为，他是代表着中国数亿彩民同彩票中心打官司，成败不仅仅是个人的。“彩票法何时出台？”法庭内外等待判决的人，在心里发出如此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