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排球算是替我开球类运动的天眼，但还未真正领我进入篮球殿堂。国一刚开始，还是参加大伦国中的排球校队，后来因为学校经费关系，再加上排球并非学校的重点发展运动，排球校队面临遭裁撤的命运。

　　校方基于排球队中各个球员的体能、技巧都达到某种水准，就询问我们有没有意愿转到篮球队。当时大伦国中的篮球校队，已是全国赫赫有名，甚至在北部，已经有不少大伦球迷。我当时犹豫了一下，因为篮球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运动，况且那时候一心还眷恋着排球，所以没有马上答应。当我面临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时，遇到领我进门修行的师父——李建瑞老师。

　　点名进入篮球校队

　　记得开学没多久，教我们生物的李老师，在某一堂生物课上，要全班所有男生到走廊上，做些运球、投篮的基本动作，然后他就在旁观察哪位学生有打篮球的潜能。这是他挑选人才的独特方式，因为他总觉得每个班级里都有宝藏，只要耐心去挖，肯定会有收获。

　　就是在这个机缘下，我被李老师注意到了。

　　“你以前是不是打过篮球？”记得这是李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没有！我是打排球的。”我简单地回答。他先是以一种怀疑的眼神投向我身上，然后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

　　“谁教你运球的？”第二个问题表示他还是不相信我没碰过篮球。不然怎么其他没有接触过篮球的同学，不是运几下球就打到自己的脚，就是运球太用力，打到自己的脸。但我可能协调性较好，并没有发生这些拙相，表现较为突出。

　　“没人啊！刚刚是我第一次碰篮球的。”再配上我那种“人不是我杀”的无辜神情，李老师开始相信我所说的一切。接下来，老天又向我再一次伸手，准备拉我进入篮球大门，只是拉得有点用力。

　　“那好！从现在起你就加入篮球队。”这么简单？又不是在玩韩信点兵。但我不敢说不，因为李老师可是大伦国中出了名的凶悍老师。每次生物考试成绩一出来，就看到一群不及格的同学趴在黑板上，李老师拿着像水管一样粗的藤条，抽打他们。而且常常打到一半，就把藤条打断，别以为打断就没事，李老师立刻冲到打扫用具区，随手拿了扫把，继续未完成的“使命”。

　　面对强势的李老师，我默许了。唉！没办法，形势比人强。

　　地虎选手的发源地

　　大伦篮球队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全国国中校队中体力最好；再者就是基本动作最扎实。所以平常也以体能和基本动作为训练重点。

　　会着重在这两个项目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全省是三强鼎立：北有大安国中；中部就是大伦国中，而屏东的大同国中就是南霸王。大安和大同国中平均身高都比我们要高出许多，我们要是想以矮搏高，首先马步就得扎得稳。

　　李老师一再告诫我们，国中打篮球什么都不要学，把基本动作和体能搞好就够了，“没有体力，你还能做出什么好动作？”这一句话，每当我训练体能到快撑不下去时，它就像一只强而有力的手，用力的推我一把，至今还相当受用。

　　那时候的体能训练真的相当严格，往往超出一位国中生身体所能负荷的极限。我和同是大伦国中出身的学长李云光，有时回忆起那一段，都会跟李老师开玩笑说，就是他训练我们的体能强度与长度过重，所以害我们长不高，大伦国中好像专门生产地虎型的篮球优秀选手。

　　印象最为深刻，应该是一个星期得跑两次马拉松，一次十六公里。就算现在当兵，最多也只是跑五千米，而一个国中生就得面对十六公里的漫长旅途，当然是很吃力的苦差事。

　　早上做完操，从出校门开始跑，队伍的前头有一台九人座的前导车，里头载着水和医疗用品，以防球员跑到一半中暑或受伤，后头就由李老师骑着摩托车监督着。两车一前一后，好像警察押着一群不良少年一样。沿着刚铺好的产业道路，一行人跑到明德水库后，再折返回学校。李老师虽然没有限定我们得在一定的时间内跑完，不过他不断在后面，像赶鸭子似的催我们跑快点。

　　在冬天，还可以安慰自己，当做跑步暖暖身子；到了夏天，光是站在太阳底下就够受了，还得忍受长跑的煎熬。这么跑下来，要在一大片人海找出哪几个是大伦国中的篮球校队，最简单也不过了，只要看哪个晒得跟木炭一样黑就是了。

　　体能操练的副作用

　　还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到石观音旅游，大伙开心得不得了，因为难得可以放松一下，到郊外走走。没想到李老师看到三千多级的石阶，灵机一动，来个“寓教于乐”，要我们一阶阶的跳上去。当时所有队员都傻眼，心想早知道就不要出来玩。好不容易跳完，玩乐的兴致也跳掉，根本不记得石观音到底有什么景物，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累，也是印象最深刻的旅游。另一项体能训练也是挺魔鬼的，就是青蛙跳。李老师有次笑着跟我们说，接下来的训练比较轻松，青蛙跳来回三次就好了。心想，十六公里都跑了，三趟的青蛙跳就像喝粥一样简单，原来我们都错怪李老师了，其实他也有善良的一面嘛！但一看到场地，整个心都凉了半截，原来李老师选的场地是个垒球场，看到远方的折返处，腿都软得差不多了。

　　这样体能的操练对我们产生两种副作用。第一个，就是肚子饿得很快。每次早上训练完，早餐的热量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十点不到，就会先偷吃中午的便当，然后午餐时间再溜回家里吃午饭。妈妈一开始看我回来，瞪大眼睛问：“不是给你带了便当吗？”后来她知道情形，倒也见怪不怪。第二个副作用，就是上课容易打瞌睡。每天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六点到学校后，马上开始一连串的训练，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到家。回家又有功课要做，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有受不了的时候，这时很容易被瞌睡虫咬。还好大伦的老师都了解并体谅篮球队的辛苦，所以只要不是打呼声太大，或是说太多梦话，通常他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实在在的苦功夫

　　充足的体能，让我们在球场上有尽情冲刺的本钱，接下来就是基本动作的要求。在大伦这段期间，特别是国一、国二的时候，觉得打篮球是蛮枯燥的一件事。原本想象进入篮球队，就是立刻上场比赛，在球场上争个你死我活。事实上，开始的前两年几乎都一直在做运球、投篮的基本动作。每天早上起床已经都知道今天又要做什么训练，而一想到又要重复那些项目，就觉得不是那么的有趣。

　　日后没想到，这两年苦练出的基本功夫，却成为我一路挺进职业篮球的最佳武器。“这是实实在在的苦功夫，不会成为白费的功夫，”当初李老师说出这一番不太能让我们信服的话，现在听来可是点滴在心头。

　　李老师的运球训练可以说是简单又危险。他会将十辆脚踏车排一直线，每辆保持不到一公尺的间距。球员就以运球的方式，用S形绕过这十辆脚踏车后，再折返回来。看起来并不会很难，但只要一个球没运好，或是间距没抓好，就会马上被脚踏车轮胎上的铁盖刮伤。

　　这种小伤事小，可怕的是李老师都会拿着他的“家法”——轮胎的内胎，在旁边盯着看。那种看似无形，实则存在的压力，是练习时最大的威胁。还好我对练习算得上用心，而且领悟力也不错，所以很少被李老师逮到修理我的机会。每次看到其他队员被李老师毫不留情地鞭打，除了寄予最高程度的同情外，更激励我自己得更认真打球。不求什么，只希望不要再成为李老师家法下的“冤魂”。

　　这样的苦练，让我们的运球技巧比其他国中生要来得娴熟。比赛中，常常行进间胯下换手运球，改变行进方向，这些动作有些甲组球员都还无法做到。

　　在练球时还有段小插曲。每次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央求另一位教练吴家祯老师播放那时红遍半边天的电影——“洛基”主题曲给大家听，吴老师每次看到大家听歌时练得特别起劲的表情，就觉得很好笑，好像我们是日本乳牛一样，还得听音乐，生产出来的牛乳才会好喝。

　　训练没有假日

　　入选篮球队还有一样其他同学得不到的福利，就是有些课可以选择性的缺席。一些术科课程，像是音乐、工艺......等，还有生物课，李老师都会叫篮球队去练习投篮，再找课余时间帮我们补习。不打球的同学都会跟我说：“打篮球好好喔！可以不用上课。”但他们不知道，如果有选择的话，谁愿意吃这种苦，来享受这种福利。

　　加入篮球队几乎是没有假期的。暑假是学生每年所期待的，我们却得顶着中午十二点多的大太阳，在篮球场上练习投篮，一投就是投一千个球。比赛临近时，就算是星期假日，李老师也会要求我们到校加紧练习。起床时虽然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但一想到老师的家法，就马上跳了起来，赶紧冲到学校。

　　曾和我是宏国象队队友的邱德治，和我一样是大伦国中出身，一遇到假日，就得要李老师到他家里，把他从床上拽起来，带到学校练习。不过李老师清楚，长时间的训练，球员难免会有偷点小懒的念头，更何况到了假日？对于阿治的赖床，老师也只是口头告诫，并没有打他。

　　老师的用心，我们是再清楚不过。其实只要是大伦国中出身的篮球选手，都知道李老师几乎将他一生的心血，奉献在培育篮球选手上。

　　说来有点奇怪，师大生物系毕业的李老师，除了在大伦担任生物老师，竟然还捞过界，跳进篮球领域，教一群国中生打篮球。自从他在大伦国中任教以来，就一直带领篮球队。说他是大伦国中的传奇人物一点也不为过，没有修过体育学分，凭着一股对篮球的痴狂，竟带领大伦国中拿下全省自由杯赛冠军。像现在的明基新浪狮队的邱大宗教练，以及李云光学长，都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

　　不畏苦难的大伦人

　　然而，在训练要求严格的背后，也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这些都让李老师与其他指导教练给顶了下来。

　　其实带篮球队到各县市比赛，光是经费的问题，就够老师头疼了。李老师到现在还是笑着跟我们说：“我带了一群赔钱货。”

　　当时国中老师的薪水不到新台币两万元，而球队整年度要花下的钱，都是靠老师自掏腰包而来，李老师都会对着我和李云光，半开玩笑的说：“我每年都得花个十几万在你们身上。”如果不是对篮球有种无可救药般的执着，怎会有人做出这种要球不要钱的痴狂举动。

　　经费短缺的大伦，常传出一些令人动容的佳话。在我进大伦之前，李老师为了筹措到台北比赛的经费，元宵节前夕，带着由李云光领军的篮球校队，连续舞了三天的龙，领了三万七千元的“红包”，才凑足交通盘缠。一开始，李老师身为一位国中老师，觉得舞龙被熟人看到会很不好意思，但看到队员这么吃力又卖力地挺着龙头表演，着实令人心疼，也顾不了什么面子问题，跟着他们一起“下海”。

　　平常一遇到假日，大伦篮球队就会自动到李老师家里经营的稻生农场帮忙、整理花圃。到农历年，李老师又带着这群学生，这回不是舞龙，而是在市场摆摊位，卖起花来。这时在球场上的拼命三郎，马上变成卖花郎；比赛时的嘶吼叫声，也成了市场的叫卖吆喝。除夕前结帐，卖出五十多个盆景，一千朵菊花、剑兰及满天星，卖得一万三千多元，老师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算又筹到一笔到北部比赛最起码的经费。

　　大伦在这艰苦、困难的情形下，终于在李云光那届，赢得首次全省自由杯赛冠军。一如当时苗栗县长谢金汀所称赞：“宝剑锋从磨砺起，梅花香自苦寒来。”李老师发扬了篮坛的“红叶”精神，带领每一位加入大伦篮球校队的学生。

　　一台车跑遍全台湾

　　到了我这一届，虽因李云光学长奋勇夺冠，得到教育当局的补助，情况稍有改善。但当时大伦已经开始有女子篮球，一笔费用得同时负担两支队伍的支出，实在是捉襟见肘。以节省经费为最高原则下，我们过得也挺艰难。但因为当初一起患难过，也才会有现今的甘美回忆。

　　每次远征外县市，李老师总是开着他的雷鸟货车，除了载着出赛的篮球队员外，另外将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等炊事工具也一起带上车。到了下榻地点，可不像旅游团一样，有人帮你准备好丰盛的晚餐。只见我们一群大男生乒乒乓乓地开起伙，自己煮来吃。

　　有时经费还过得去，到北部比赛，我们的吃和住就有着落，别的球队是住在市区的旅馆，而我们是住在松山的一座庙里——慈慧宫。但对我们来说，这算是三星级以上的饭店，至少不用自己动手煮饭。只不过入境随俗，那时就只能跟着师父吃素，和师父一起用膳，看他们吃得斯斯文文，对照我们这群狼吞虎咽的饿死鬼，实在有点不自在。

　　就这样，李老师就像载小猪似的，带我们参加全省的各种比赛，经历过北、中、南部，甚至东部也有我们驶过的足迹。记得有一次去台中参加比赛，晚上回来行经高速公路时，被警察拦下来临检。结果警察翻开货车的帆布一看，放眼望去都是瘦瘦黑黑的国中生，缩在一起，挤在车后。如果没有经过李老师的一番解释，很难相信我们不是大陆来的偷渡客。

　　“雨鞋教练”是我们篮球队员给这位特立独行的李老师所起的外号。有次我们在台北比赛，李老师因为家里农场有点事要处理，所以就由吴家祯老师带着我们坐火车北上。原以为李老师不会出现，谁知道比赛进行到一半，就看刚整理完花圃的他穿着雨鞋，全身是土，他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赶着过来看我们比赛。当时场上不管是裁判还是观众，看到这个画面都忍不住笑了出来。但他不以为意，站在球场旁，指挥场上的球员打球。我也觉得很好笑，就帮李老师起了这个封号。现在除了回味无穷之外，更有许多感动。

　　直到现在我只要回到苗栗老家，第一件事就是找李老师，跟他“报告”我的近况。有次晚上十二点半才到苗栗，还是冲到老师家里，和他谈谈在大陆打球的事情，他原本已经睡着了，被这突如其来的访客给吓了一跳，半梦半醒间，还以为梦到我去找他。

　　要不是有李老师和其他教练这么用心的领导、指挥、责骂与执着，大伦不可能成为篮球界的传统名校，我也不可能在国三那年的台湾自由杯赛有亮眼的表现，更不可能有被媒体誉为神童的机会。

　　开赛遇上死对头

　　经过两年多的苦练，终于等到台湾省国中最大的篮球赛事——自由杯篮赛。总共有十几支参赛队伍，但在我眼中只有一个对手，就是台北的大安国中。前一年我们在决赛败给他们，即使当时我被膺选为明星球员，也无法掩饰输球的落寞。在苦练的这一年里，我们不断以大安国中为假想敌，心中求胜的那把箭，就是要射向大安，让它落马。

　　冤家路窄，原以为会到决赛才碰头，没想到复赛就杠上了。没关系，早晚都得遇到，不如早早了断。我们的对战，也被所有媒体喻为是冠军前哨战，谁要是能在这场比赛中获胜，就等于一脚跨入王座。

　　由于大安国中是有专款补助的篮球重点发展学校，也是台北地区青少年篮球发展的重镇，集合了北区的青少年精英。比赛当天甚至还派出数百人庞大的拉拉队，前往中华体育馆加油助威。

　　相形之下，我们则是经费拮据，光是要参加比赛就得排除万难，更何况请拉拉队助阵。不过由于大伦国中在邱大宗与李云光两位学长打拼之下，在北部已有不少球迷，欣赏客家小将刻苦耐劳的大伦精神。所以比赛当天，纵使我们算是“客场”球队，依旧听得到那些球迷为大伦吶喊的加油声。虽然没有大安来得宏亮，但结结实实地传到我们这些乡下小孩的心中，让我们毫无畏惧都市孩子的呐喊声势。

　　一开赛，我马上抢到球，在外线投篮，应声入网。我看着所有大安队员，似乎在告诉他们，这一球是去年你们赢球的“利息”，现在开始，才是还“本金”的时候。

　　大安不知是否因为背负太多的期望与主场必胜的压力，一开赛外线频频失去准头。反观由我、黄万隆、赵龙德、李纪民、杨正岚五人共同发动合作攻击，不仅攻击面广，而且火力旺盛。就这样，上半场一路压着大安打，中场结束，我们以四十二比二十五，大幅领先。

　　与大家所预期的龙争虎斗完全不同，大安慌张走样的表现，让全场为他们助阵的拉拉队鸦雀无声。李老师告诉我们，一定得乘胜追击，因为对手是每年夺冠的热门队伍，很有可能会随时反扑。于是他下达了下半场全场盯人的指令，通常这个战术是落后的队伍才会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守，制造对方失误，进而取得进攻优势。老师会这么做理由很简单，就是要对大安穷追猛打，不到最后一秒，绝不放松。

　　“胜利是不需要美学的。”李老师的这句话，再一次凸显篮球场上胜者为王的金科玉律。

　　十三分的胜利果实

　　下半场开始，大安恢复应有的水准。生性乐于接受挑战的我，虽然很想赢球，但更想打一场刺激的好球，心想：“这才像话嘛！快放马过来吧。”当大安好不容易追上一球，我就立刻以一个切入上篮回敬；他们放一个冷箭，我就回一个三分球，如同夸父追日般，大安一直无法拉近比数，两队始终保持着十七分的差距。

　　最后，大安决定和我们一样，采用全场盯人的方式，做最后一搏。但基本动作好的我们，即使面对包夹，还是能切走自如，特别是我和黄万隆两个人，好像泥鳅一样，大安怎么拦都拦不住。慢慢地，大安球员的斗志已经快被我的近切长射给拖垮，可以感觉得到，连拉拉队都比他们还有斗志。丧失斗志的球队，如同缴出军械的军官。看着计分板上的时间与分数差距，我确信今年终于报了一箭之仇。终场，八十四比七十一，流了一年的汗与泪，就是为了品尝这十三分的胜利果实。

　　结束哨声响起，大家和老师都抱在一起，哭了！当时我也相当感动，但不知为什么，眼泪就是很不争气的流不出来。现在我还在想，当初没跟大家一起哭，会不会让人误以为我是冷血动物。

　　“神童”封号不胫而走

　　这场比赛，我得了全场最高的三十四分，还摘下十几个篮板。突出的表现，总会得到媒体的青睐，隔天关于我的报导，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每一分钟都摘篮得分，罗兴梁是最出色的神童，自由杯展现奇技、观众印象深刻。”

　　这是一九八六年《民生报》的一篇报导，也就是这篇报导，我就开始有了“神童”的封号。

　　在自由杯的四场决赛中，我出赛了一百五十三分钟，投进了一百五十六分，在当时，是台湾篮球运动发展七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投篮纪录，也让在场的媒体大为惊奇。总结这次比赛的攻守统计，我共投进八个三分球，以及十七次的断球，都是当年青少男篮赛第一名，另外篮板球四十三个，名列第三，助攻九次，名列第二。

　　当时台湾省篮球协会会长王人达先生，后来担任过八年台湾篮协理事长，目前是篮协荣誉理事长，看过我的比赛后，马上跑去跟李老师研究讨论如何长期妥善培养我的问题。像请运动医学专家为我作体检，给予适当的食物营养，帮助我在未来的几年，发育成长为更高大的体格。

　　曲自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球评，同时也是国内研究美国NBA职业篮球的专家，那时他担任台湾银行领队，细心为我准备了一些NBA球赛录像带，供我学习参考。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自发性的协助，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尽本分打好每一场球赛，却得到各界的注意与支持。对于“神童”这个封号，我是不敢当，因为能拿出这么亮眼的成绩，若不是一心协助我的队友相信我的手感，特意为我制造得分机会，我是不可能受到大家的瞩目。如果外界觉得我是大伦国中夺金的英雄，那么这些队友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读书或是继续打球？

　　看似平坦的夺冠之路，当中其实也是几经波折，才安然抵达。国中时能专心打球，我想国二是个转折点。

　　当时家人还不太赞成我的未来只有篮球这条路。在他们的观念里，把书读好比较重要。父母不是反对我走上篮球这条路，只是担心这条“不归路”对我未来生活没有保障，像是一受伤的话，整个人的运动生涯就完了，一生也跟着毁了，所以还是念点书，为以后的生活着想。

　　李老师知道这个情形后，马上到家里做“家庭访问”，保证打篮球同时，一样可以将课业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就算以后我不打，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马上赶上进度。爸妈也知道我喜欢打篮球，但天下父母心，老师的保证让他们陷入更深的为难，“到底要不要让小弟继续打？”这个问题在他们心里犹豫了好久。

　　后来，这件事被外公知道，直肠子的他跑去跟我父母讲：“要打！就让他什么也不要管地打；不打！从现在开始，连球都不要让他碰。”

　　父母听到这番话，再加上我要他们给我一次机会，“毕业前一定会拿出成绩给你们看。”以坚定的口吻向他们画押保证，父母决定“赌”一把。反正现在要我看书一定不可能，既然儿子放话会证明给父母看，倒不如对他有点信心。此后，他们再也没有问过我要不要放弃篮球，反而在我陷入低潮困境时，鼓励我不要放弃。

　　化解与队友的心结

　　家庭小革命告一段落，马上又得面对与队友间的心结。

　　在同期队友中，我各方面的表现都较为出色，也因为如此，老师对我的期望与关注，自然就多了一点。再加上国二时，上场比赛清一色都是三年级的学生，我是唯一上场比赛的二年级生，赛后又当选明星球员，难免有些球员看在眼里，心酸酸的，于是搞起了小团体。

　　从那时起，我好像变成了一座孤岛。有些时候被刻意冷落、排挤。好比说，练完球后，大家会一起约好去吃冰或吃小吃，那些小团体就刻意不找我去；要是别人找我去，他们就说有事不能去，或直接说不想去。

　　只不过还是有几位队友对我相当支持，黄万隆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打从国小就认识了，国中又续同窗之谊，他看到这种情形，总要我不要理他们，“你又没做错，”这句话让惶恐的我，释怀不少。现在，他在松山高中担任篮球教练，松山在他的带领下，也成了HBL(High School Basketball League高中篮球联赛)的常客。而我则是一有空，就往松山高中跑，找他练球、叙旧。

　　此外，李老师和吴老师都知道情况。只是他们想帮也帮不了，因为遇到这类情形，老师插手，只会愈帮愈忙，造成反效果，更加深了其他人认为老师偏袒罗兴梁的偏见。解铃还需系铃人，看来得靠我自己解决。

　　我大可以选择来个相应不理，一个人关起来，自己练自己的球。但篮球是讲究团队精神，如果场上五个人能好好凝聚共识，就像一个五根手指紧握的拳头，能给任何对手致命的一击；反之，就像一颗握不实的拳头，不要说要打倒对方，甚至还会弄伤自己。但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大家紧扣呢？“如果你这样跑的话，就可以为你制造出更多的空档。”有一天练习时，我对一位排挤我的队友，提出对他练习的建议。他起先简直不敢相信我还会教导他怎么打球。没多久，他的表情渐渐不屑起来，简单的回一句：“喔。”似乎响应着：“还用得着你教吗？”

　　我知道选择这种方式，一开始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形。但我又不太懂得跟他们打交道，家里又不是很有钱，能用请客的方式收买他们。即使心里清楚，用指导他们的方式来化解彼此的心结是下下策，但对没有太多选择的我来说，是唯一的上上策。只不过得花时间向他们证明。

　　到了国三，几乎快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我的苦口婆心开始发挥了效用，原本不理会我教导的人，竟主动跑过来问我一些技巧，吃东西也开始会找我。那时，五根手指才渐渐向内用力紧靠，成了对付外敌的拳头。而这一拳，还挥到了欧洲。

　　惊奇之旅

　　赢得自由杯没多久，大伦国中就代表台湾，到瑞典参加“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分龄篮球锦标赛”。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比赛与外国选手过招，要出国的前一晚，还高兴得睡不着觉。

　　瑞典是先进的欧洲国家，各种现代化的设施与交通，看得我们这群乡下来的孩子目不转睛。印象较为深刻，应属它们四通八达的地铁。现在台湾有捷运，当然觉得地铁没什么了不起。但那时候光是在外头看到火车，就会高兴得跳脚，更何况是看到地面下会有火车在跑。心想，原来“别有洞天”就是这个意思。

　　玩归玩，倒也没忘了此行的目的——打倒洋鬼子。台湾只要是青少年的比赛，总能在国际间扬眉吐气，棒球也是如此。顶着国中冠军的桂冠，当然不能在他乡漏气。面对块头、吨位比我们大许多的欧洲队伍，我们并没有手软，一路过关斩将，就连美国也不是我们的对手，这次我们很争气地帮台湾赢得锦标赛的金牌。

　　同时，从夺冠的那一刻起，我在欧洲立了一个志愿——当然不是当总统，而是一定要入选台北代表队。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肯定，赢得这么好的成绩，只要我继续努力，这个梦又怎么会遥不可及呢？

　　为了这个梦，我决定往更高、更远、更宽阔的舞台去挑战，就像林强“向前行”那首歌所写的：“我要去台北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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