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曾昭翔 没有球员的逼宫，没有球迷的倒戈，甚至少有媒体的炮轰，但库泽还是下课了。事实上，从他来的第一天起，似乎就已经注定了这个结果。

　　在战绩不佳面前，任何一名教练的下课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从事的就是一份高压锅下的工作，更何况赛季前老头儿还曾“很不知趣”地喊出了“非冠军即亚军”鲜明的赛季口号；或许7轮停赛的重罚，也是他下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换帅时机，但所有问题真的就能随着库泽的离开迎刃而解么？谁又可能来做第一个公开指出皇帝新衣的人？

　　采访中，库泽没有对自己的下课有任何愤怒和怨言，他很职业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相反他还特别建议我们可以多聊聊天津队的未来，什么是对天津队好的，对俱乐部发展有益的，他说既然他是这支球队历史的一部分，就应该给球队留下一些他认为正确的建议。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库泽有着一个冥顽不化的“花岗岩脑袋”，是一个只会简单拒绝的古板家长，或者一个小心翼翼保守到极至的老派人士，但事实上，听过库泽的“一面之词”后，你会很惊讶他的现代和超前，也许只是我们太过自以为是，或是懂得太少了。

　　当然，必须承认库泽有他自己的问题，和他谈论起足球，他表现出的是一种高烈度的疯狂劲头，很像苦行僧那种特有的偏执，而且是随着年纪增长日益固执甚至狭隘的那种。在库泽眼中，他只看到了一条路，那就是他坚持了一辈子，并为他取得无数成功和荣耀的足球观，在我看来，他甚至可能相信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法则，但很遗憾，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他身在一个传统、文化、甚至思维方式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他需要做出一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否则，最终只能是要么他错了，要么管理者失职的A和B二选其一的结果。

　　现在，人们很容易将库泽拿来和他的前任阿里·汉来作比较，毫无疑问，在成绩面前，老汉比库泽更有资本，但依此来说库泽的执教能力不及老汉，想必他自己也不会服气，就像他所说，“为什么不去看看我们各自执教阿尔巴尼亚国家队时的成绩？”说到最根本，在中国，真正让库泽抓狂的不是训练和比赛本身，而是跟足球之外的各种力量打交道，而这些正是他那早已“中国化”的前任最擅长的。

　　我曾问过库泽为什么当初没有带来他的教练团队，至少在沟通和工作时能够更顺手一些。老头儿没有回答，但我能感受到他有些后悔。库泽说，当初在阿尔巴尼亚执教时，他因中风住进了医院，足协官员、球员、球迷，甚至阿尔巴尼亚总统都亲自到医院探望他，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他在中国却不曾感受到。

　　“阿娜，我要回来了……”

　　“嘿，我的太太，你好吗？”采访进行中，库泽舒服地依靠在宽大的沙发里，微笑着对着电话轻声说道。这是他的太太阿娜从克罗地亚打来的电话，在获知老伴糟糕的处境后，阿娜第一时间给他送来了鼓励和慰藉，她知道丈夫的身体不好，劝他凡事要多耐心，千万别着急上火。

　　这次来遥远的中国执教，阿娜没有随库泽一同前来，虽然这样的生活在他们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再正常不过了，但对于老伴的这次中国之行，阿娜却始终有些放心不下，毕竟这里的一切对于丈夫都是全新的，他能适应得了么？大约十几天前，阿娜让儿子专程来中国一趟探望库泽，儿子回来时带来的是他一切安好的消息，但没想到几天过后，坏消息传来了。

　　库泽说，阿娜为他的此次中国行感到有些内疚，因为他当初选择接受来自中国的邀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阿娜的影响，“阿娜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她却是一个‘中国通’，她非常聪明非常好学，自学了中文，无论会话还是书写，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呵呵，她一直劝我和她一起学习中文，但我实在没有这个耐心和韧劲，我想要是她能和我一起来中国，也许一些问题会变得简单些。”

　　尽管现在看来阿娜当初的建议并不正确，但库泽还是觉得有些愧对她，因为他曾计划着在中国的一切步入正轨后，将她接到中国，一圆她的“中国梦”，但现在这一计划只能向后推迟。老头儿笑呵呵地说，“我想一定会再有机会的，也许不久之后，我们会以游客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

　　谈到阿娜，库泽满脸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她是一个不可思议、了不起的人，更是我一生的幸运。”众所周知，库泽年轻时好赌成性，对于这段并不光彩的过去，老头儿没有丝毫回避，他甚至愿意拿此开玩笑。但很少有人知道，最终让他悬崖勒马的正是来自阿娜的一句话，“我曾因为赌博拥有了很多很多钱，直到有一天，我输了全部变得一贫如洗。当我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阿娜对我说，‘如果你做了坏事需要用钱来弥补过错，无论多少都没有问题，只要不是你的健康，不是我们的家庭和生活……’我的世界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很快，库泽就要回家了，“阿娜，我要回来了，很快……”这是他挂断电话前留给阿娜的最后一句话，其中满含着牵挂和思念。中国有句俗语，少年夫妻老来伴，对于库泽和阿娜来说，想必他们一定深深懂得这句话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