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日下午，中超第1轮深圳健力宝主场0：0平武汉黄鹤楼。看台上很冷清

　　“许宏涛也进去了？!”指着电脑屏幕上刚跳出来的一条新闻，荐国良惊讶无比，“国外的也不靠谱啊！”

　　许宏涛，一个海归，中国着名足球经纪人之一，成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新闻说，许涉嫌于2007年花50万元从青岛海利丰买了一场球。

　　“冲上超又能怎么样呢？不好好玩还不是打一年赔一年？赔钱就欠薪，欠薪与赌球、假球绝对是有关联的！”荐国良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确实不把冲超放在眼里。2009年8月23日下午，荐国良从冲超十拿九稳的辽宁宏运队请辞，加盟同城中甲球队沈阳东进。

　　在此之前，荐国良是大连实德俱乐部的经营部主管，在任时业绩斐然。

　　“足球应该成为一门好的生意。”荐国良关闭了许宏涛被捕新闻的网页，然后说，“曾经离我们很近，但现在距离我们足够遥远。”

　　幸福时光

　　2003年底冬日的一个下午，英国伦敦，英超西汉姆联队的主场厄普顿公园，迎来了一位中国客人。这位中国来客昂首挺胸走进球场，见到西汉姆联主席阿尔德里奇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个俱乐部价值多少钱？”

　　说出这句让英超CEO颇感震惊的话的，是一位中国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他拥有一支叫做大连实德的球队。他的名字叫做徐明，被誉为“石油新贵”。

　　彼时的中国足坛，并不是只有徐明一人这么牛气。就在徐明踏上厄普顿公园球场的前一年，也是年底，另一位中国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也踏上了这块土地，BBC马上发出了一条题为“中国红色巨商意欲收购西汉姆联”的新闻。这位“红色巨商”的名字叫做尹明善。他拥有一支球队叫重庆力帆。他的力帆摩托因为球队的宣传而卖遍全中国。

　　徐明与尹明善，石油新贵与红色巨商，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足坛大鳄”。

　　“那时候不管是球队老板，还是工作人员，都很牛气！”荐国良告诉《中国周刊》记者。2000年，荐国良进入大连实德负责经营工作。与人谈生意，他第一句话都是：我是大连实德队的。

　　这句话确实管用。

　　有一次，荐国良和一家矿泉水企业谈球队指定饮用水的合作。对方一听说是大连实德，立马同意了赞助球队饮用水，还一并赞助了整个实德集团的饮用水，并主动提出追加20万元现金赞助。

　　而这20万元在当时实德俱乐部的整个经营收入里，只算“沧海一粟”。仅仅是胸前背后广告一项，实德就从杜邦公司拿到了3年2500万元的赞助合约，再加上门票收入、球衣销售和特许赞助等收入，大连实德俱乐部一年的收入高达4000万元。

　　荐国良回忆：一场主场比赛五万人的体育场，按照上座80%来算，比赛门票收入170多万元，扣除场租安保费，“打一场赚150多万元，几乎相当于现在足协一年的分红。”

　　但是收入高不等于俱乐部能赚钱。“那时候应该是产出三千万到四千万，投入四千万到五千万，但是宣传效果真的好，花钱得大吆喝，不像现在，投了钱赚的却是骂声。”荐国良说。

　　如果说甲A末期是“花钱得大吆喝”的精神繁荣，那么甲A初期火爆的球市则让绝大多数俱乐部名利双收。

　　根据中国足协的统计，1995年，到现场观看甲A足球联赛的观众已达到314万人次，场均观众超过2万余人，个别赛区上座率高达95%，周末看球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火爆的场面比比皆是。

　　1996年4月9日上午，四川全兴球票销售处门前，近千名球迷在雨中排起了购票长队，尽管此时“4月11日开始售票”的消息刚刚出现在报纸上，尽管96赛季套票的价格比前一年涨了一倍：特甲票高达980元，丙票330元。

　　高额的票价没有吓退热情的球迷，通宵排队等票的球迷带来了帐篷、钢丝床、沙发、躺椅，甚至带来了棋牌桌。而“票贩子”则以每天20元钱、包三顿盒饭的代价雇佣民工排队，后来一些晚来的“票贩子”哄抬雇用价格使部分民工倒戈，结果形成了30元一天的新价位。

　　类似的情形出现在重庆、上海、北京、大连等地。

　　球市火爆的背后是赞助商的趋之若鹜。“没有一家俱乐部的球衣是光着的。”曾任沈阳海狮俱乐部副总和辽宁宏运副总的王德忠如此形容。

　　事实确实如此：1997年，大连万达的胸前广告是瑞典着名手提电话生产厂商“爱立信”，背后广告是韩国家用电器生产厂商“LG”集团；上海申花队服上印着日本音响设备厂商“建伍”，袖口则印着尼康相机的标记；青岛海牛的队服上是国内着名电器生产厂商海尔集团的产品“海尔冷柜”；四川全兴的队服广告则是“蓝剑啤酒"....。.

　　一年之后，冠军球队大连万达结束了与爱立信的胸前广告合作，转投香港美时服装，赞助费从一年40万美元飙升到700万港币，整整翻了一番。同时，其他球队的队服广告价格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在首都体育学院体育社会与经济教研室副教授韩勇看来，“此时足球俱乐部犹如一棵‘摇钱树’,显示出了巨大的创收能力。”

　　韩勇说：“从1995年开始，多数足球俱乐部已经告别联办单位输血阶段，能够进入正常经营运作，开始发挥其聚金敛银的超凡能力。”

　　据公开资料显示，1996年，大部分足球俱乐部的创收能力已在1000万元上下；1998年，在足球职业化四年之后，经营得力的俱乐部年收入可达2000万元以上。

　　“这种收入能力的标准相当于一个国内的具有百台机器、千人左右的普通中型工业企业。”韩勇说。

　　快速增长的收入的另一面是相对较少的投入。据《足球》一项调查显示：甲A初期，企业花几百万就能养活一支球队。

　　对于那时的足球俱乐部来说，足球真是一门好的生意。而不幸的是，这成为中国足球俱乐部迄今为止唯一的幸福时光。

　　“稳赔不赚”

　　若干年后，着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用他惯用的煽情笔调缅怀了一下那段幸福时光，主题是“一夜暴富”。

　　“对于那一天，范志毅实在想不起来那场比赛自己分到了多少钱，‘但数目绝对让我产生一夜暴富的感觉’。他仔仔细细地洗了个澡，然后把所有钱揣进一个塑料袋，然后晃晃悠悠骑着那辆破旧的永久牌28自行车来到百乐门音乐茶座，找了个位置坐下来静静地听歌，其间，他相当奢侈地喝光了三听每听15元钱的可乐，并豪爽地给歌手扔了两张50元大钞，点了一首‘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主题歌，他说：‘那是当年上海滩的大富豪才有的生活。’”

　　“职业球员高工资没有问题，但是那时候涨得有些离谱了。”曾任沈阳海狮俱乐部副总和辽宁宏运副总的王德忠说。据他介绍，1994年，国内球员的平均工资仅为6万元左右，大约是中国工薪阶层的5-8倍。而到了1998年，球员的平均工资已经涨到了近百万元，之后更是出现了四五百万元的天价年薪。

　　球员暴富背后是俱乐部财务负担的日益加重。韩勇在其所着的《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一书中记录到，“一个甲A俱乐部，1997年一共总投入近4000万元，其中用于支付球员和教练的薪金约占总支出的70%。”

　　韩勇分析说：俱乐部的经营成本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固定成本指俱乐部的固定资产折旧和俱乐部日常经营费用，是基本固定的开支，一般可以进行有效控制，而可变成本主要指引进高水平的球员和教练所支付的转会费用及他们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