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哨让原本热心的球迷感到愤怒



龚建平写的自白信和所收受的贿赂

　　阎世铎同时回应了宋卫平等几人对足协“不作为”的指责。他表示，足协苦于“协会”的身份，只能进行行业管理，想制裁也没有证据。希望杨明和方益波凭借写内参的便利条件，帮忙从俱乐部手里弄到些证据和线索。也就是说，当两个记者回到杭州时，身份已经悄然变得多元。

　　第一站，宋卫平。

　　宋卫平向两人介绍，自己已经给好几个收受过黑钱的裁判打过电话，希望他们一是把收下的钱退回来，二是写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匿名，也可以不用手写。而宋的相应承诺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退钱的裁判的名字告诉别人。宋卫平透露，已经有一个裁判主动交来了钱和忏悔信，存放在浙江省体育局。

　　第二站，陈培德。

　　在陈培德的办公室，杨明和方益波看到了打好封条的四万块钱，以及一封电脑打印的忏悔信——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就目前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加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行为，深深的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现在写的这份材料，我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1、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2、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的支持。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全国的裁判们，都会受到震撼，会接受教训。我也呼吁全国的足球裁判都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另外，陈培德还向两人透露，帮助绿城做裁判工作的中间人原本在浙江省体育局工作。陈已经劝告这个人写出一份书面的揭发材料。真相，似乎在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迅速浮出水面。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场风暴有了个顺利的开头。没想到的是，在近两年的调查周期中，这封匿名的忏悔信成了惟一有迹可查的证据。

　　黑名单

　　事情发展到这里，有些明眼人已经看出了蹊跷。

　　虽然“反黑风暴”早已超出了一般体育新闻的关注度，成了备受瞩目的话题，但是，在一片红火的局面下，却只有媒体的空前热情、球迷们的密切关注，和几个缘起人的不断爆料。足协，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是缄默的；司法，人们关注会不会介入黑哨调查，却迟迟不见动静。

　　最早说出丧气话的是李书福：“只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向多位记者流露出悔意，后悔当初不应该一时怒起，即兴“开炮”：“吉利已经不想涉入中国足坛了，现在却走不了了。”

　　2002年1月1日，“反黑风暴”已经变成了跨年大戏。几十名记者留在杭州，期待着能有最新的消息。当天，陈培德先后找了宋卫平和李书福，希望他们能拿出更多向裁判送钱的证据，推动司法对黑哨事件的介入。

　　宋卫平回答说时机不到，李书福更是直白地问陈培德：“材料交了，我不也得去坐牢吗？我坐牢了，我企业的职工怎么办？”李书福的反问，是当时最大的难题。俱乐部向裁判送钱，没有任何物证。如果只凭俱乐部出具一份证明，说明曾向哪些裁判送过钱，只要对方坚决否认，不但无法构成裁判的受贿罪，反而坐实了揭黑者的行贿行为。

　　两位身经多年商战的俱乐部老总当然不会那么傻。陈培德反复劝说李书福，让他先把材料准备好，或者马上交，或者等待司法介入后就交。李书福想了想，同意了。陈培德拨通了方益波的手机，告诉他最新的进展。话筒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方益波和杨明正与宋卫平在一起，他们也把宋的工作做通了，要陈和李快过去和他们会合。

　　这已经是元旦的后半夜。介入反黑核心的几个人达成了一致。两个俱乐部老总交出的，会是一份什么样的证据，它的杀伤力会有多大呢？1月5日，足协副主席阎世铎飞到杭州，了解反黑的新进程。一到杭州，阎世铎就把自己“藏”了起来，谢绝一切采访。只是在最后，开了一个只有短短十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会上，阎世铎说：“这次收获非常大，比预想的还要大。”说毕，他和陈培德紧紧地握了一下手。

　　人们都在猜测，阎世铎究竟在杭州拿到了什么证据？第二天的媒体上，种种猜测版本不一而足。而陈培德和阎世铎这两位体育官员在“反黑风暴”后第一次握手，也被媒体放大了象征意义。

　　第二天，杨明拿到了这份证据。把证据交到他手上的，正是绿城队负责给裁判送钱的中间人方信忠。“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杨明这样回忆方给他留下的印象。全部的“证据”，只是一张盖着绿城俱乐部公章的打印纸，写着8名裁判的名字，以及给他们送钱的日期、金额和场次。此前，杨明已经得到了吉利提供的名单，涉及4名裁判。这样，将两家俱乐部交出的涉嫌“黑哨”名单累计迭加，涉嫌“黑哨”的裁判总共达到了9人。

　　名单共有三份，一份掌握在足协手里，一份交给了新华社，还有一份交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球迷和媒体纷纷发出了呼吁，希望尽快启动司法程序，介入“黑哨事件”。很多人认为，有了这份名单，那些“黑哨”受到司法制裁，将不是障碍。

　　司法难入

　　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李书福和宋卫平显然还保留了更多的内幕。一张薄薄的白纸，几个裁判的名字，几个中间人的单方面证词，十分单薄。也不能再强求更多了。尽管宋李二人都铿锵地放话说“什么都不怕，该坐牢就坐牢，该枪毙就枪毙”，但是，无论换了谁，也都会留几分余地。

　　在交出名单的那天，十多名法学专家在杭州开了一个研讨会。如果说，来自媒体和俱乐部的“揭黑”是充满激情的，那么，法学界的讨论，更多则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商榷司法如何介入。

　　但是，讨论结果并不让人感到乐观——中国足协的性质模糊。如果足协是“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机构，对裁判的处理就能适用《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但是，足协只是一个社会团体，没有国家行政权力。足球运动算不算公共事务？裁判执哨比赛算不算从事“公务行为”？这些疑惑，都给司法介入带来了困难。另外，在《刑法》中，涉及受贿的罪名有两项，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裁判显然不是公司企业人员，但是，如果说这些吹职业联赛的人是国家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太对劲。

　　显然，面对刚刚职业化不久的中国足球，法律出现了空白区。媒体一再催促足协把证据移交给司法机关，但迟迟得不到回音。足球圈里有人议论，足协的角色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从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收取黑钱俨然成了联赛中广泛存在的潜规则，涉及到的决不只是一两个裁判和一两家俱乐部。如果足协移交证据，万一导致整个职业足球体系的崩盘，这一责任是他们万万承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