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容易被激怒？--10余年中国足球13个蒙太奇镜头

　　◇特约记者谢安报道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队训练之刻苦全国闻名。当时主管体育的贺龙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说中国足球队正在带头落实“三从一大”，周总理就让正排练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员去国家队训练场观摩。看罢国脚2小时40分钟的训练，所有演员都惊呆了，有些女演员掉了泪，说做梦都没想到足球运动员会练的这样苦。回到练功房，她们写下标语：“向足球队员学习！”(详见《昨天，她们为什么掉泪》一文)

　　这段文字在见报前，曾引起《中国足球报》编辑部激烈的讨论甚至争论。50年前的训练是否科学，现在是否需要当时的训练方式，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现在时代不同了，职业足球时代不能再以当年专业的甚至是“老土”的足球世界观来衡量；也有人认为，现在的中国足球不能再像四五十年前那样感动人心，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无奈。

　　2007.3.24，广州

　　中国0比2澳大利亚

　　0比2，大家都看到了。上半场的杂乱无章和下半场的倔强反弹，大家都看到了。“海外球员”的“疲并兴奋着”与“海内球员”的“疲并昏睡着”，大家都看到了。

　　越来越多的人在问，朱广沪到底练了什么？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说法。严格地说，海外球员并不是朱广沪训练出来的；对于郑智、邵佳一、孙继海等“海归”，朱广沪只是摘桃者，但即使是让他用人，他的水平也并不令人折服。

　　有人批评，如果朱广沪一心指望海外球员，只能说明他对“海内球员”的训练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邵佳一踢到第61分钟就抽筋了。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中国球员的训练积累露出了一些原形。可能不是体能问题，可能不是心理问题，可能不是技术问题，但是，是谁把他练抽筋的？这与国家队的训练方式是否有关系？

　　输球后，有些队员找借口说，中国队才集中几天啊，邵佳一、郑智们的时差还没倒过来，0比2很正常，别老拿训练说事？但是我问您一句，人家澳大利亚队就是以逸待劳吗，维杜卡、布雷西亚诺们就没有时差吗？再怎么说，广州也是中国队的主场，不是澳大利亚队的主场！

　　中国队以0比2被澳洲袋鼠戏弄，如果只找一个原因，就俩字——缺练。

　　2007.3.18，厦门

　　朱广沪“专车”挨砸

　　这一天，厦门蓝狮主场负于天津康师傅队。赛后，朱广沪搭乘厦门籍的前国家级裁判陈国强的二手风神车赶赴机场。但当二人坐到车里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一些球迷愤怒地向朱广沪坐的汽车施暴，吐口水，砸汽车。汽车的右后侧被踢毁，后保险杠脱落，后视镜“残废”。从侧后方看，这辆车已经完全变成了一辆“事故车”。

　　事后，一张“车毁人疯”的照片迅速登上各家报纸——一个身穿黑上衣、蓝色牛仔裤、白运动鞋的年轻人身体腾空“双飞腿”踢向汽车的左后灯方向，而此时的汽车已经面目全非。

　　事后，人们在反思这一“朱广沪惊魂”事件时，有如下两种说法：

　　1、误伤说——球迷袭击汽车并不是冲着朱广沪去的，而是误以为“导致”厦门队输球队主裁判何志彪也在车内。事发时，人群中有人喊“何志彪就在车里”。

　　2、报仇说——球迷踢的就是朱广沪。朱广沪离场时遭遇球迷索要签名，他微笑签名的表情令一些球迷不爽，“厦门队输球了，他居然还笑！”

　　事情过去了，导火索是什么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但这件事背后却折射出人们对当今中国足球的一种普遍情绪——不满，愤怒。

　　2007.3，北京首都机场

　　拉德走了

　　这一天，在中国足坛担任了13年之久“教练”和“顾问”的前南斯拉夫老人拉德永远地离开了中国。此前，他的身份是中甲北京宏登队的“总顾问”。

　　据宏登队教练张旭向一位北京记者回忆，拉德曾经透露当年从国奥队下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训练量和训练强度都不大，令中国足协很多人不满意”。

　　与拉德同命运的还有前国奥队主帅霍顿。当年从国奥队下课时，霍顿的一个罪名也是“训练强度不够”。

　　就在“总顾问”拉德在中国“总下课”的同时，有消息传来，正在印度任教的霍顿离他的新一轮“下课”时间不远了。

　　2007.1.31，博鳌国家队基地，谢亚龙震怒

　　1月30日，谢亚龙抵达海南博鳌国家队训练基地，次日上午出现在男足国家队训练场边。观看了朱广沪的一堂训练课后，谢亚龙毫不客气地对国家队的训练质量提出批评，直言“强度和质量都需要提高，和我理想标准的差距还很大”。

　　除对国家队的训练“量”和“强度”表示不满之外，谢亚龙的另一表态后经媒体广泛传播，被认为是作为国家队主帅的朱广沪正遭受高层质疑的一种信号。谢亚龙称，今后球队的重大决策都不能由主教练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先经过“队委会”拍版。

　　2006.12.24，昆明

　　平安夜“只想洗洗睡”

　　“今天的训练算是结束了吧？”

　　“肯定没有，现在顶多练了一半，哥们，你就再忍会儿吧！”

　　刚入选国家队集训名单的杜文辉和吕征在训练间歇一边喘气一边聊天。当天是国家队昆明冬训的第二天，也是西方传统的“平安夜”。队员们纷称，他们没有见到“圣诞老人”，而是见到了“儒帅”朱广沪“魔鬼”的一面。

　　朱广沪那两日的训练流程如下——一天两练：上午进行万米跑，下午进行以提高体能为主的有球训练。队员反映，如此大的训练量在国家队和中超球队的准备期中出现，是十分罕见的，“大家都在咬牙忍着。”

　　平安夜，国脚无心浪漫一把，而是众口一词只想早点“洗洗睡”。杜文辉说：“现在还哪有心情过节啊，这两天的训练量非常大，身体也比较疲劳，还是早点睡吧，明天还得往死里练呢……”

　　2006.12.24，红塔基地

　　球迷发出阵阵嘘声

　　国脚晚上连连叫苦，但在白天的有球训练中，他们的表现并不能令在场边观看的球迷满意。一些到红塔基地锻炼身体的当地市民无意中当了国家队训练的观众，他们边看边失望，禁不住嘘声一片。

　　在四人一组的传接球+射门训练中，国脚的门前功力实在不敢令人恭维，即使面对空门也经常放了“空炮”。一次，中超射手王李金羽面对空门打出一脚不可思议的“高射炮”，球迷们再也不能平静，先是起哄，继而发出嘘声。

　　2006.10.2，北京

　　年维泗接受某报采访

　　前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接受媒体采访，认为中国足球水平的下滑与国内教练的训练落不到实处有很大关系。他特别提到，如果训练不“苦”、不保证“质”和“量”，在比赛中就只能靠“蒙”。

　　年维泗认为，训练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几千几百次挥拍，才有了最后那一次扣杀。他指出，虽然国内很多教练也都强调训练，但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年维泗举了国家队与“弱旅”新加坡队的两场比赛为例，“我们获得那么多定位球机会，但罚定位球时没特点，问题还是出在训练上。要是嘻嘻哈哈得过且过，到了比赛时，偶尔进个球也是蒙的。”

　　年维泗表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中超球员一年的累计训练时间只有500-600个小时，“而欧洲强队球员每年的训练时间可以达到1000个小时。”

　　就在年维泗发表上述见解的前后，中国足球险情不断——亚洲杯小组出线的中国男足攻击乏力、遇弱不强、连遭问责，中国女足在世青赛上0比5惨败朝鲜，一年半连得6张红牌的李玮峰被开除出国家队，实德小将权磊在大连遇刺……、

　　2005.6，德国乌德勒支

　　“克氏抽筋现象”

　　由克劳琛率领的中国青年队在乌德勒支参加世青赛，虽然杀入八强，但队员们在与土耳其、乌克兰、巴拿马、德国队的4场交锋中频繁出现抽筋现象，最多时在一场比赛中出现4人次抽筋满地打滚的惨状，引来德国球迷看台上嘘声不停。

　　赛后，针对国青队队员抽筋的原因是否在于体能训练不够引发圈内人士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频繁出现抽筋必然说明体能训练欠缺科学性和系统性；另一种观点认为，队员抽筋的主要原因在于心理紧张而非训练原因。

　　2005.9.9，美国

　　“张氏抽筋现象”

　　由张宁担任主教练的中国17岁以下青年队在美国以2比3负于东道主球队。比赛中，中国队先后有5人抽筋，创下单场比赛中国国字号球队抽筋人数的最高纪录。

　　上半场双方打成2比2平。在比赛的最后15分钟，已经提前用完3次换人名额的中国队被迫以10打11，并在终场前被对手将比分反超。

　　2002.12.18，香河，“游泳池里有黑人选手吗”

　　问这话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当年，中国队在世界杯上三战尽墨，铩羽而归。在河北香河召开的中国足协会议上，自称“外行”的段世杰怒斥中国足球的种种顽症，把落后的根源直指“三从一大”训练精神的缺乏。

　　“你见过游泳池里有黑人选手吗？因为他们的身体条件注定不适合这项运动出成绩 。人种不同，在各个项目上的优势也不同，像肯尼亚的长跑，美国的短跑，人家都在优势项目上下大功夫。我们的足球本来和人家比就没有身体优势，就更需要在训练上多下功夫。”段世杰认为中国足球非常有必要严格执行“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他还批评了足球训练中一些人以科学训练为幌子把“巧练”变成“少练”的现象，“科学训练没有错，但科学不等于‘少练’，这样不行！”

　　2002.6，韩国，

　　中国队世界杯被淘汰

　　历史性打进世界杯的中国足球队在韩日世界杯小组赛中三战三败，一球未进、一分未得，而邻国韩国队却凭借顽强的意志、出色的体能和团结的战斗力杀进四强。世界杯后，体育总局高层狠批米卢的“快乐足球”理念，认为这一理念导致中国队“训练太快乐、比赛太痛苦”。

　　1996，陕西，关于球员的下肢类比实验

　　安徽体育科技出版社1996年出版由李振斌、李宏强编写的《过早大强度专业化力量训练对足球运动员下肢形态影响的研究》一文，通过对25名原陕西省足球队二级以上的运动员、25名体育院校足球系学生以及25名普通高校学生的下肢形态进行相关指标对比实验，得出结果如下结果——体育院系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的下肢形态没有明显差异，但原陕西省足球队与普通高校学生有明显差异，足球队运动员的腿部接近于“O”型以及脚尖略微内扣，因而最终得出“过早大强度专业化力量足球训练会对运动员下肢形态存在消极的影响”的结论。

　　2007.3.21，北京

　　《中国足球报》编辑部

　　针对《昨天，她们们为什么掉泪》一文，先是争论，后是交流，最后，编辑记者们陷入沉思，纷纷无奈地摇头。

　　在梳理与中国足球训练水平有关信息时，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到底是现在的足球好，还是从前的足球好——的时候，发自内心的郁闷就会冒出来，因为你根本就找不到一个人人都认同的正确答案。就像前文罗列的这些信息一样，既充斥着怒气，又包含着理解；既充满着雷同，又体现着矛盾。

　　什么样的训练科学，什么样的训练不科学？是不是大运动量就科学，小运动量就不科学？欧洲强国的“现代化”训练方式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国家队的“玩命训练法”是否适用于现在的国家队？这一切，都是一个未解的谜，而围绕这个谜所产生的种种争论目前还不可能产生“标准答案”。

　　但我们知道的是，现在的中国足球非但不能再像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样，让国家总理视为骄傲，并“感动得女演员掉泪”，相反却正在成为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负面谈资，成为泄愤人群的变态平台和不良情绪的出气渠道，这的确是一种悲哀。如果说四五十年前老百姓一提中国足球大多会竖起大拇指的话，那么，现在人们一说到我们的足球，又会竖起哪根手指呢？

　　为什么一方面是有些国脚喊累叫疼、连呼国家队搞的是不尽人情的“魔鬼训练”，而另一方面，在一片“魔鬼训练”的报道声中，国字号球队近几年的战绩却是一塌糊涂一筹莫展？

　　为什么足球不再像以前那样令我们感动？是足球变了，还是我们变了？

　　厦门球迷怒踢朱广沪乘坐的汽车，虽然可能属于“误伤”，但却反映出当今社会对待中国足球的一种普遍愤怒的情绪。这种情绪藏着的“恶”多，“善”少，凶狠地摧毁着中国足球的机体。

　　但又是什么让人们把对中国足球的“恶”深埋心底，让我们一提中国足球又是那么容易被激怒？

　　对以上种种疑问，《中国足球报》最后给出的答案是——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