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一大"来源于足球 戚务生甜蜜回忆魔鬼训练

　　◇记者张健报道

　　中国足球的“魔鬼训练”始于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1965年。

　　就1965年的中国足球来说，有两个背景：一个是新组建的国家队1963年11月参加了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亚非拉的13个国家的足球队参加比赛，中国队在比赛中以1球负于乌拉圭队，没有进入前4名。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太大。由于国家经费困难，1960年全国甲级队的比赛由双循环改为单循环。国家队仅参加1次国际比赛，全国青年足球比赛停止。1961年更是没有参加国家比赛。这样的环境制约了足球的发展。到1963年，全国的经济状况才刚刚开始好转。另一个背景：在1964年年底的全国足球会议上，受解放军“郭兴福教学法”的启发，提出训练中必须贯彻“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方针，简称“三从一大”。

　　“三从一大”，是足球最先提出的。后来在我国运动队伍中普遍运用，收到良好效果。

　　这时日本

女排的教练大松博文已来了，周总理很欣赏大松的“魔鬼训练法”，与“三从一大”有些近似。就在这次全国足球会议上，组织观看了大松博文的训练。提出贯彻“三从一大”，树立“三不怕”——不怕累、苦、伤；“五过硬”——“基本功、身体素质、训练作风、比赛拼抢精神、战术配合”。

　　本报刊载的是国家队原主教练戚务生的一段回忆：

　　我们一进国家队，正好赶上中国足球在首次进行超强度的大运动量训练。

　　1965年冬天到1966年春，这是我进国家队后的第一个冬训。那是在广州的二沙头基地，国家队嘛，当然要带头，每天的训练量达到6小时。上午2小时，下午3小时，加上早操1小时，6小时。每周的训练量为36小时。这在训练实数，大运动量课的活动距离，比赛场次上，都是历史最高的水平。

　　现在甲A球队的周训练量是多少？1996年统计的为9至12个小时。你看差距多大？三倍多！1965年在广州那次的集训也有很多支地方队，如吉林、北京体院队每周的训练也达到30多小时，吉林、辽宁队一个月的比赛分别达41场和37场，有时一天要打两场。一个是大训练量，一个是技术训练，突出以射门为中心的传、接、带球技术。

　　一个练，一个赛，谁重要？同样重要！没有练，你赛什么？中国足球，用北京话说，就是“缺练”！

　　我们国家队在二沙头训练时，文艺界正在彩排建国后最大型的歌舞《东方红》。据说是贺龙向总理汇报说中国足球队正在带头落实“三从一大”，总理一听很感兴趣，他对《东方红》倾注了大量心血，就让全体主要演员来观摩我们国家队的足球训练。目的，是激励演员们拿出一台最高水平的《东方红》。

　　对于我们，那仅是一堂再正常不过的训练课，因为天天都是这样。跑、跳、传接球、运动中对抗……整整两小时40分，脚不沾地大运动量训练。每个人都咬牙挺着。满身是土，脸上的土被汗水早已浸成了泥条，往下流。练得真是几乎要昏过去！训练课下来，脱下鞋往外倒水！那是汗水。人，就跟跳进珠江又爬上来一样。所有演员都惊呆了，有些女演员掉了泪，说做梦都没想到足球运动员会练得这样苦。他们回去，就在练功房里写出标语：“向足球队员学习”。

　　[ 对中国足球来说，这种艰苦环境下的超强训练，有些“非人道”、“非科学”，但锤炼了每一个球员的钢铁意志和集体主义精神，确是事实。训练，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球队的战斗力！可以说，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今天我们可以说，它色彩老旧，但闪出的却是一个民族最夺目的光彩——久违啦，它是在哪里，何时被我们失去的呢？]

　　队员们有意见吗？有也得练！年指导管理很严，早上吃完早饭要跑着去上厕所小便，马上到训练场集合，迟到要挨批评。谁有了伤不训练，在宿舍里就把队员的衣服给洗了，连养伤都觉得心里过不去。

　　队员之间很团结。人很单纯，只想着怎么样把球踢好，别的很少想。业务研究的风气很盛。比如昨天打了场比赛，今天讨论这场比赛的得失，总结，争论起来非常激烈。那时没有录像，只能凭记忆，每个人在场上所站的角度又不同，所以争论激烈。但不是各自推卸责任，而是寻找问题，人人关心的是整个球队的成长。争论之后，不仅训练和比赛不受影响，而且促进了训练和比赛。最突出的是根宝，脑子活，想法多，很多讨论都是由他发起和带动。所以，我很怀念这段生活。

　　矛盾当然有，有时也很激烈，但彼此的出发点是好的，容易相互理解。有一次在国外比赛，在阿尔巴尼亚。我和王抗勤一个房间。午休后，教练一看表，到了出发时间了，就挨个敲房间。我一听，就起来了，推开门下楼。因为教练敲门的声音不小，我以为王抗勤听到了，稍微磨蹭一会儿就会起床，所以没叫他。谁知道他没有听到，睡着了。我们在楼下等了半天，赶快上来叫他。他匆忙下楼。挨了教练的批评。结果这场球他没有打好，打了半场，就被年指导换下来了。后来，他就把我埋怨了一顿，我也觉得责任的确在我。

　　那时国内的球市，地方上的差一些。国家队的非常好，在工体比赛，一般都是四五万人。但比赛不多。

　　每月的工资多少？27块5毛钱。

　　教练也辛苦。风气正。教练组哪天都是12点后，甚至半夜1、2点后才休息。老红军赵希武每天等运动员都睡了后召集教练开会，他也住在看台下冰凉的小屋，常犯胃病。“有什么样的教练，就有什么样的队员”，是有道理的。

　　教练都这样，我们队员有什么说的？

　　如今回过头来想想，这样强度的训练科学吗？合理吗？有些做法自然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这离不开当时的环境，还有我们当时的体育科研水平较低。但中国有个优秀的传统，叫“奋发图强”，头悬梁锥刺骨的意思。这对不对？我们的起点低，再不刻苦训练，还能生存吗？实践也证明，这样的训练成果是有的，有，就是合理的。经管我很明白它在一些方面并不太科学。

　　这种刻苦的训练，尽管在文革中停顿了几年，但1972年的强度仍旧很大。说明那种精神还是得到大家承认的。现在一提万米跑很多人反感，连局外人也反感。1972年在上海，我们每天要求的跑动距离是18000米，脚触球达1000次。不能不承认，这样的训练尽管存在问题，但造就了一批出色的年轻队员。如胡登辉、王积连、王后军、刘庆泉、李国宁、胡之刚等。

　　[ 老教练张俊秀就说过：“这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体能、技术条件都超过了50年代去匈牙利的那批队员，而且各有特点。如戚务生身高1点83米，速度快，弹跳好，能够控制禁区内的高球，30米跑3秒8。李国宁全身可以用16个部位连续颠球不落地，可见控球的水平之高。北京体院把他控球技术录像保存下来，1985年的队员见了后惊诧不已！王后军射进40米开外的任意球，他在训练下底传中时，年维泗教练让他连续冲刺50次才休息，是这样练出来的。刘庆泉踢前卫，多次准确给同伴创造机会。还有后来的李宙哲和迟尚斌、容志行等，这批队员就是在极其艰苦的训练条件下，进行空前的大运动量之后，打出了公认的中国足球发展的第二高潮。”

　　可以设想一下，没有艰苦的训练，能出来这些尖子？”

　　足球绝对有天赋，绝对要求天赋。但有天赋的队员不愿吃苦，也绝对出不来。瞎了。这样的例子不少，1965年到70年代，国家队的训练方式和模式，没有离开“匈牙利式”的大框架，但当时也请了一些国外的足球教练来讲课。只是，这时只过多强调了训练方法，而很少有运动量调整的概念。但可喜的是，这时咬住了训练过程，可以完成训练科目，也就使很多队员练出了自己的技术和特点。我很怀念这一段生活，因为它是扎扎实实地。作为足球队员的技术和特点，是他的生命。技术和特点的形成，需要一些外部条件，更需要通过自己的刻苦训练，有头脑的训练。张指导提到的这些人，都有绝对的“一绝”。根宝在边后卫的攻防；李国宁的中场意识；刘庆泉的组织传球；前锋王后军、李宙哲、容志行等人的各自特点；还有后来的蔺新江，迟尚斌、相恒庆等等，你看，他们不仅踢球有自己的特点，运动生涯也比较长。

　　我由于进队时较年轻，力量偏弱。要尽快提高自己的力量和体能，别人说长一长力量就上来了，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也同样需要通过训练来提高。技术和力量同步提高，是我的目的。很多休息日和训练结束后，我自己给自己加练。长期坚持，积累起来，效果就明显了。后来，我在队里成为速度最快的。我一直到27岁还能提高速度，靠什么？当时田径队都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田径队常在训练馆里搞比赛，有一次让我也参加比比百米跑。也是验证我到底能跑多快。他们一掐表，11秒2。没有平时的训练，这是不可能的。如今我常常要求队员自己一定抓好训练这一环，有的队员明白，有的就不明白，怕苦怕累了。多少队员在训练后能自己加练？不是没有，而是太少。到场上比赛时再着急，晚了。

　　这时，我们的水平在亚洲是什么位置？强队。打日本和西亚都不成问题。和朝鲜也常常互有胜负，尽管差他一些。朝鲜队当时已进入世界前八。这是训练水平觉高的结果。有训练水平的保证，队员又有特点，这样的队伍，别人是比较难打的。可惜这时我们没进国际足联，和足球强国的交流太少，高水平的比赛太少。

　　当时我们的打法并不落后。前些时候我问从英国回来的孙继海，让他把英超和英甲对比一下，他说：“英超比英甲好打的多，因为英超每个队员的实力在那里摆着，比赛中每个人都能到位，球一打起来每条线都很清楚。而英甲就不行了，队员水平有差距，场上由于个人不到位。攻防就把握不住节奏，打起来很累。”这很对，现代足球，就要求每个位置都不能出现弱点，都到位，比赛就有主动权了。你看日本足球，就有这样的味道了。我们那时的打法，已能适应当时的比赛要求，年指导也是要求这样做的，攻防转换的节奏并不慢，比赛也很激烈。但那时高水平的比赛少，也无法在和国外强队的比赛中检验就是了。

　　张衡 幸福记忆

　　◇记者李刚报道

　　张衡，北京市足协原秘书长，现已退休。

　　在张衡的记忆中，足球带给他最幸福的时刻在十二三岁时，因为那时他可以拿着家里为他挤出来的一点儿钱去买四个馒头和一碗鸡蛋汤……

　　1960年进入北京队后，张衡个人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即使这样，每周六晚上和周日中午，他还要从运动队退伙，因为这样可以退回九两粮票，他父亲拿着它可以吃一顿饱饭。

　　对足球的执著促使张衡在足球训练上苦下功夫，他曾经因为深夜12点出去练球受到教练批评。

　　“1963年，体育系统号召学习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那时，我们每天6点起床，8点进训练场，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中午吃饭都是由炊事员送到训练场内。1972年底，我们在上海冬训，当时要求每周训练不能低于35小时，而且一周要上3堂大量课，跑动距离不能低于14000米。我记得北京队那时跑到了15800米。我们当时的营养品就是一天一块巧克力，喝水就是自来水，哪像现在矿泉水什么的。”

　　张希岗

　　自伤右脚

　　◇记者李刚报道

　　张希岗，北京市足协原副秘书长，现已退休。

　　尽管已经退休，但张希岗依然记得他进入北京队第一天的情景。

　　“我进北京队时是18岁，那是第一次可以敞开肚子随便吃。1963年末，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不久，那时候要是能吃一顿饱饭，简直是天大的幸福。我当时一口气吃了13个大包子，可还是觉着不饱。不过，我不敢再吃了……”

　　“进北京队后，早晨要出操，每天必须提前5分钟起床穿衣服、收拾内务。开始一段时间，我总是迟到，因为当时队里有个规定，为防止受伤，训练前必须把脚裹好，而且还要穿上袜子，可是当时我根本不会穿袜子，所以老在这上面耽误工夫。进队前，我知道队里要发鞋、发衣服，可不知道还发袜子。那时，我从小到大，就没穿过袜子，也不知道袜子是什么东西。”

　　张希岗当年在北京队踢左后卫，进队后很久，他根本不会用左脚踢球——

　　“当年，我在北京队身体条件还可以，速度也比较快，技术也不错，可就是打不上比赛。这样一来，越不打比赛，意识就越差。为了能争得上场机会，我当时决心苦练左脚，因为那时我们队左后卫这个位置的人选相对弱一些。可在这之前，我的左脚根本不会踢球，即使有意识想改，但多年形成的习惯，使我在训练中一拿球就用右脚。当年在先农坛体育场外有许多石凳，有一天，我一狠心，右脚照着石凳就是一脚……当时我的右脚立刻就肿了起来，疼得我直流冷汗，不要说用右脚踢球，连站着都疼。就这样，我练出了左脚。”

　　崔大林

　　必须上大量

　　◇特约记者胡昊报道

　　2005年4月11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崔大林在2008奥运工作研讨会上表示，希望中国足球界利用08奥运的契机，打一个“翻身仗”。

　　崔大林表示，备战奥运是当前足球界的工作中心，这与备战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本身并不存在矛盾，不要人为将两者割裂开来。同时，足球界应该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争取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

　　此前长期从事、主抓训练工作的崔大林指出，当前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在于训练水平太低。他以

中国女排为例，称女排的训练一天达到7个小时，而足球项目一搞长时间集训就被认为违反科学、不合时宜，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而足球界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刻苦训练的问题，必须要上大量。

　　谢亚龙

　　没积累不行

　　◇特约记者胡昊报道

　　2006年1月16日，谢亚龙在广州的教练员训练研讨会上指出，中国足球改革12年来，旧的体制已经不存在了，但新的体制却没有完全建立，究其责任，技术层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谢亚龙认为国内很多球队的训练“都没有练够数”。他例举了当时在海南金鑫基地训练的16支队伍的一组数据——每天训练少于1个半小时的占一半以上，最少的平均每天只训练66分钟，在训练中核心训练手段的时长连20分钟都不到，而训练最少的一支球队一周训练时间甚至不到9个小时。在最重要的专项训练上，我们的训练水平也很低。谢亚龙指出，中国足球必须走出在训练中教练员“以赛代练”的误区，加大专项训练在训练中的比重。

　　谢亚龙认为，训练水平低殃及比赛，但最可怕的是如果训练手段没有积累还会导致坐吃山空，“一个项目总是没有积累，总是从零开始，这是很可怕的，这将直接导致认识上的不统一，实践上也必将混乱。”

　　杨一民

　　训练才是金

　　◇特约记者胡昊报道

　　2006年1月15日，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在广州的中国足球教练员训练研讨会上说到中超联赛的问题时指出，技战术含金量是中超球队的命根子，而训练又是左右技战术含量的最具含金量的因素。

　　近几年人们把联赛市场低迷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联赛制度的不稳定，对此杨一民认为保持赛制延续性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外力，而真正的内力取决于球队水平。他认为，“中超要想像欧洲五大联赛那样长久红火，最重要的还是要靠球队在比赛中的技战术含量取胜，所以每个教练只有全力以赴将球队训练水平搞上去，才能真正提高联赛质量，重新赢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