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殇五百年(3)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一再猜想：500年前的中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贸易中心，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不是派朱纨去剿灭双屿岛上的葡萄牙人，而是打开国门，给予其国民待遇，让朱纨去好好管理他们，不准他们胡作非为，只准他们老实经商，放开海禁，利用中国的压倒性贸易优势，富民强国，中国的世界中心位置，是否会再保持50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所有民族灾难，是不是可以避免？ 然而，历史永远无法推倒重来。于是，一个个天才的名字：王直、戚继光、胡宗宪、郑芝龙，都注定成为这场历史悲剧中的悲剧角色。

　　明朝：“片板不许入海。”

　　徽商王直，本名汪直。尽管他有着许许多多的身份和头衔：“倭寇”首领、武装走私集团头领、海盗、“净海王”、“徽王”，我还是宁愿称他为一个商人——徽商。这些年，关于徽商的研究已经靡然成风，可是，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很少有人对王直——这位最杰出的徽商，给予应有的关注。倒是在今天的浙江台州蛇蟠岛，有一尊王直的塑像，旁边是一副王直生前最欣赏的对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徽州盐商出身的王直，具有天才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手腕，他是当时国际贸易界最出色的中间商。可是，在明朝皇帝的眼中，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个个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刁民，必先除之而后快。正是这种“逼商为寇”的海禁政策，使无数个王直被逼上了“武装商人”的道路。不错，这是走私，可是，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之下，除了规模小得可怜的朝贡勘合贸易，哪个国际贸易商不在“走私”？

　　作为典型的徽商，王直始终以一名儒生自许，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他日思夜想的，是借着自己“平定海上”的功绩，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归顺朝廷，并屡次请求：希望朝廷使海外贸易合法化。然而，傲慢的嘉靖皇帝永远只有一个答复——“片板不许入海。”中国在强势地位中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又一次被明朝政府不屑一顾地拒之门外。

　　朝廷中并非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许多清醒的大臣提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当时的名臣、同样出身于徽州的胡宗宪，他主编的《筹海

　　图编》更是点燃了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胡宗宪认为，如果朝廷可以利用王直，并且宣布海外贸易合法化，不但可以使海盗不剿自平，而且，中国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站在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改弦易辙，开海拓疆，建立一个比陆上中国大上几倍的海上中国，绝对不是痴人说梦。可惜，自大和愚昧、卑鄙和懦弱，最终战胜了理智和远见。明朝政府打不过王直，就抓了王直在徽州的妻儿老母，并用虚假的承诺诱捕王直。胡宗宪在朝中大臣弹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贿赂的险恶处境之下，被迫选择了明哲保身。据说，王直在宁波港口临刑前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王直死后，原来商人色彩浓重的武装集团，被逼成了真正的“寇”，东南大乱。

　　天才大屠杀

　　那是一个屠杀天才的时代。天才的商人和经营家王直被逼得“转商为寇”、人头落地，天才的战将戚继光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天才的海洋战略家胡宗宪在狱中惨死，天才的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灭门。然而，最凄凉的还是天才的绍兴文人徐文长，这个曾被胡宗宪独具慧眼看中的胡府幕僚，虽曾“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却只能贫困潦倒，身无长物。徐文长疯了，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称，晚年的徐文长有时用斧子砍破自己的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有时用“利锥锥其双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在麻木和懦弱一手遮天的年代里，所有清醒和理智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像王直、胡宗宪、张居正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被同胞们陷害；要么像徐文长一样先是佯狂愤世，最终疯狂自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