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左右吧，一美国朋友问我，想不想去美国打球。”王立彬“叭叭”抽两口烟斗说，“想啊，怎么不想，就是不敢。”

　　那可是世界篮球的黄金时代，在NBA里玩着的是乔丹、巴克利——王立彬1963年的同龄人，他们的帅照后来就贴满了中国少年的卧室。“不敢”的理由也足够吓人，投敌叛国——1982年网球选手胡娜在美国滞留不归，最后就成了国人心中的“叛徒”。

　　“我就琢磨这家伙是不是想策反？不会是间谍吧？”王立彬紧张得连酒杯都没敢再碰一下。当年他风头正劲，身高两米零一，身手灵活能里能外，是中国男篮的顶梁柱，“亚洲第一中锋”。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还被选为中国重返奥运第一任旗手。

　　毫不意外，美国经理人的邀请被拒绝了，虽然只有22岁，但“敌我斗争”那根弦绷得够紧。

　　“觉得遗憾吗？以你的实力，恐怕就没姚明什么事儿了。”

　　“此一时彼一时，”王立彬对政治环境的限制想得很明白，“当时没那格局，体制没开放，根本不敢想。”

　　仅仅是3年之后，1989年，王立彬受够了男篮的人事争斗，愤而出走。听他回忆在领导面前放话“不让出去就鱼死网破”，觉得够爷们儿，他却坦白承认，也是奔钱去的。形格势禁下的无奈之选，竟使他成了中国职业运动员留洋第一人，在日本、台湾独自闯荡了15年之久。

　　看世界

　　体育本来离政治十分遥远，但在空气紧绷的荒唐时候，反而因为“政治意味不浓”成了政治的触角，比如“乒乓外交”，吊诡。所以运动员好比春江里的鸭子，往往最先体会到政治风向的变化。也许，还要因此改变了命运。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第二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西方国家压根儿没打算去。意外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的中国也抵制了一回，这成了红色中国向西方阵营靠拢的标志事件，也是中国体育史的分水岭。一批男篮老队员眼看熬不到84年奥运会，提前退役，年仅17岁的王立彬得以入选国家队，填补空档。

　　13岁进入陕西省青年队以后，王立彬的步子就比同龄人快出四五年，对手是身体更强壮、技术更成熟的老队员，“要存活下来跟大人竞争，就得想个招儿把他们给算计了”。王立彬练就的球风“像三四十岁的老皮油狗”，一位篮坛名宿把他的出现看作惊喜，以前的球员身高过了两米就行动缓慢，超过两米一简直就弯不下腰了。靠着灵活刁钻的路数，他很快在国家队确立了地位。

　　进国家队最大的福利要数出国打比赛。80年代以前，亚洲篮坛是日韩菲律宾的天下：韩国人快灵准，日本人是武士道、往死了拼，菲律宾跟美国一个路数，哎，玩儿点花样。中国队以前跟苏联东欧打，摸不清亚洲球队的风格，后来就“重型坦克”，很快把他们给灭了。所以王立彬印象深的不是这个，他说起走出海关时的新鲜劲儿，双手开始比划，“还吃早茶呢，这么大一小碗。”

　　王立彬打球那会儿，当然也还是举国体育的大帽子，只不过下面是更老旧的体工队模式，进入陕西青年队相当于成为国家干部，每月18块5毛钱的固定工资，大概是普通职工一半，涨工资靠资历，一级级往上爬，最高也不到40块。但篮球队伙食好，每天一块五的标准，发一身运动服，“那就觉得挺幸福了。”

　　好在1980年代开封解冻，商业逻辑慢慢渗透，各省、各军区代表队打常规比赛的时候，都愿意早到几天，打场表演赛，也叫“红包赛”，打完了球员大包小包拎点东西回去，不外乎热水瓶、暖壶什么的。王立彬到青海一趟，背回10条毛毯，值七八百块，已经很不错了。

　　出国一看，不一样了。有次到美国，全队被领进自助餐厅，吃的喝的，还有水果。王立彬和队友以为，老美跟咱一样，招待外人就把好东西全给摆上，后来发现普通老百姓也能这么吃。“回到国内不敢跟领导说，但是心里都在想，人家不是一脸菜色啊，反倒是咱自己……”

　　因为被当做作治的触角，运动员也就成了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群。当年出去的男篮队员，都爱搞个小随身听，听点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连黄色录像带最早也是运动员给弄的。

　　NBA总裁斯特恩是个贼精，很早就给央视寄免费的比赛录像，85年还把中国男篮编入NBA打季前赛。乔丹在大学的时候跟中国队员交过手，没觉得怎么样，人家到职业联赛打了两年，“已经变得你连屁都摸不着了，说过你左边坚决过你左边。”

　　“当时怎么解释这么大的差距？联赛体制？”我问道。

　　“没有，探讨过人种和身体素质问题。”

　　“经过这种摧残，大家都说，哎呀，咱别打篮球了，回家吧。”说是这么说，实际上，王立彬时代是中国男篮的鼎盛时期，86年世界男篮锦标赛第九名，历史第二好成绩。

　　下东洋

　　见到王教练的时候，他执教的西工大男篮正打着CUBA的基层预选赛。基层嘛，CUBA四强之一的西工大男篮就是玩玩。可能因为我的出现，王立彬多朝场内喊了两嗓子，还几次做出懊恼的表情。比赛结束，赢了五十多分，“走，吃碗羊肉面去。”

　　王立彬出生的时候，饥荒基本结束，倒是他哥哥小时候挨了饿，所以“只有”1米88。不过直到70年代中期，王家都一直存在着饥饿感。两个大小伙子噌噌地长啊，配给的粮票布票总是不够用，好在王爸爸走南闯北，总带些点心零食，也到远郊偷偷买点小麦和玉米面。

　　上学赶上“学工学农”，给工厂砸皮带垫圈，给食品厂砸核桃，其实就是玩儿，参加田径队、文艺队，再往后身高蹿起来，人都说这小子条件好，不能“贼天之器”，闷着头就往前走，一路下来顺风顺水。

　　直到1981年，篮球队里风言风语，说王立彬和女篮的徐妍谈恋爱。“运动队里要求男28女26，很多人因为谈恋爱被开除的，其实我俩就是多打一声招呼。”

　　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王立彬和徐妍在沈阳成婚，“那时我才25，就是有意杠你，(对婚恋的规定)有抵触思想，我影响打球了吗？”

　　几十年来，有太多运动员试图反抗举国体制的压抑，去争取个人的自由与价值，最极端的例子要数何智丽。比王立彬小一岁的何智丽是女乒国手，在1987年世乒赛上，拒不执行教练组的让球命令，执拗地为自己夺得冠军，日后招致排挤，无球可打。1994年，入籍日本的何智丽击败邓亚萍，获得亚运冠军。“小山智丽”控诉国内教练员的不公对待，称“为日本夺得亚运会冠军比为中国拿到世界冠军还要高兴”。

　　1988年汉城奥运，赛事还未开幕，钱澄海教练赛后下课的消息就被放了出来。8个男篮队员决心跟教练共进退，“主要就是我”，王立彬说，汉城奥运最终成了一次旅游。矛盾也就此激化，王立彬没能进入1989年的国家队名单，“我在家，看着，眼泪哗哗的。”他坐在我对面，说着就红了眼眶，手里还在摆弄着烟斗。

　　王立彬回到了陕西队，恰巧当年的全国联赛要在西安打，省队领导希望王立彬带领全队保住甲级球队的资格，还承诺说，任务完成了就给队员们分房子，“5个主力有3个要结婚，一直答应分房子，一直没分。”

　　两个月后，任务胜利完成。房子，没有。

　　“他奶奶的，给我心悔的啊！给你卖了这么长时间命，这是啥事，妈的，坚决不干了，出国！”这个关中汉子忍无可忍，其他8名队员也集体出走，加入新组建的东莞男篮，那里，有房子分。

　　日本朋友力邀他去日本联赛打球，年薪7万美元，简直是天文数字，还有4张机票、半个月的度假钱。王立彬给恩师钱澄海报备了一声，钱说，“你去吧。”

　　走之前还得有体工队的许可，王立彬找到主管球类运动的穆白勇，“领导，不管咱们有多大误会，你还是我太太的师傅、教练，我也很敬重你。有很多问题现在也别说了，这个证明你开也得开、不开也得开！不然的话，没准咱们就鱼死网破！”

　　此刻王立彬说得很平静，但当年的语气和神情不难想象。

　　比赛结束那晚，十几个1米9的队员坐在狭小的羊肉面馆里，谈笑风生，亮亮堂堂，连我这“矮穷挫”都感到豪气顿生。“小杜，来！这是羊眼。”王立彬把筷子往桌上一顿，指着一盘羊头肉。

　　(实习生钟祯亦有贡献)

　　人物周刊：你有幸生在饥饿年代后，但记忆中是否还有饥饿的感觉，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什么印象让你刻骨铭心？

　　王立彬：我们家没有吃不饱过，但是一直存在着饥饿感，一直到70年代中期，发的那点粮票都不够吃。在我进入体工队之前，虽然人高马大，但是没有额外的伙食。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59年正好赶上自然灾害，我说他身高没长起来，可能也是饿的，他现在只有1米88。

　　我们家没太挨饿，因为我父母亲工作不错，我父亲也打球，经常走南闯北带点吃的回来，那带个零食，这带一斤糖，所以我小时候吃的方面比别的孩子优越。但存在饥饿感，这点粮票，显然我们家俩大小伙，再加上我父亲也打球出身，粮食肯定不够吃。

　　但是好在父母工作不错，算是有点钱，就偷偷买麦子、玉米面回来。那时候要逮住，还算投机倒把，但那没人管，咱自家里用。在我进体工队之前那两年，我十二三岁，我哥十六七，那一年最多在外头偷买农民的麦子七百多斤，回来磨成面粉蒸馒头，那时很多家里还在吃糠咽菜，确实有。

　　人物周刊：“红色”是你们这代人的共同底色，就像崔健所说，是“红旗下的蛋”，历经岁月沧桑，你依然葆有这种底色，还是把它漂白了或是混杂了多种色彩？

　　王立彬：那个年代的印迹，我小的时候对红领巾少先队的印象非常深刻，让我非常向往。那个年代好的是最起码学业压力没这么重，经常半工半读，给农民去收麦子去了，我们干过什么？给厂里砸过皮带的那个垫圈，拿锤砸一个口，把皮子砸成一个一个圆圈，给食品厂砸核桃、砸果仁。最爱劳动因为去果园收苹果可以偷吃，果园里头因为我个子高，不摘就咬下来。去食品厂砸果仁可以偷拿一把，拿点瓜子可以吃。尽干这事。

　　那个红色年代，对我的业余生活甚至人生道路都有影响。那时不怎么上课，就爱参加个文艺队，唱歌跳舞，参加田径队，最后跟着打篮球。我第一次获得掌声不是在运动场，而是在舞台上唱京戏，八个样板戏几乎我都能唱，扮演像杨子荣、杜鹃山里的那什么队长，唱《闪闪的红星》，现在都还记得，真是记忆深刻。

　　人物周刊：用几句话概括一下你们这代人？有什么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气质？

　　王立彬：现在这一代孩子首先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够，容易被外头一些事情左右，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好像定力比较好一些，集体荣誉感也强。

　　比如现在这些小孩，外头花天酒地玩的，闹得很容易分心了。我其实是率先玩起电子游戏、靡靡之音这些的，但总有个度，没玩过火，不会玩物丧志。我认定要把球打好，觉得它可能是我这辈子要用的东西，大家也都说你小子条件好，可以这样努力，咱出去一看，还真是可以，那就闷着头往前干。我76年开始转向篮球，到80年就进了国青队，速度创了纪录。这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

　　人物周刊：同代人中 你最欣赏哪几位？为什么？

　　王立彬：这还真不知道几个，因为什么？从我的发展轨迹看，我才16、17岁就已经开始被人追了，属于少年得志的类型。我一直认为，我没崇拜过谁，没追星过谁。比如那个时候篮球场跟我们一块打过球的J博士、贾巴尔、拉里伯德，还有乔丹，只是觉得这小子这一块真厉害，欣赏但不至于崇拜。

　　人物周刊：面对当下突变的时代，你最想说什么？

　　王立彬：我前段跟学生说过一段话，意思是说，你们处在一个幸福的年代，但是你们很悲哀又处在一个非常浑浊、肮脏的一个时代。为什么幸福？你们的物质条件和环境确实有改观，但是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很多伦理诚信的东西我们丢掉了，所以你们又非常不幸。我们在价值观上混乱了，很多地方约束力没有了，“人在做天在看”，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我跟学生讲，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它可能就把你左右。我们学生都是高中、大学毕业，伦理、信仰的东西往往欠缺了、疏忽了，我希望自己的学生知道，你们走向社会是图了什么。

　　人物周刊：像史玉柱、马云这些五十左右的富人们已开始把生活当成工作，享受人生，假如你也财务自由了，最想做什么？

　　王立彬：好像还是干我的工作，篮球。我现在跟朋友合资办一个体育专修学院，全中国第一家私立的体育综合学校，去培养体育人才，比如我们现在欠缺的体育经济、体育传媒、体育健康，想把国外先进的体育培养模式、全民健身的理念，继续在中国发展。

　　人物周刊：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显示，50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人会比较睿智，你有同感吗？或者哪一时期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王立彬：我觉得这个说法不错，咱们中国人以前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经常跟朋友讲，50岁我才真正懂事。阅历、经济基础，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又处在现在这个世界环境下，你方方面面都开始健全了，才真正懂事，才开始慢慢地理解生活。生活的品质，从生活的感觉和从知识，我认为50岁才是懂事，我形容是懂事。

　　人物周刊：五十而知天命，你最深的感悟是什么？还有困惑吗？

　　王立彬：目前似乎没什么困惑。我觉得人生也没有什么目标，就是把握住当下。

　　人物周刊：长命百岁是良好的愿景，你如何规划自己人生的下半场？

　　王立彬：下半场，人真正要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像我觉得还应该有个20年。后半生的规划，50岁确实是一个关键的点，你懂事了。我如果可干事的话，应该还有20年的好光景，我设定的目标还是体育这方面，对自身、对社会都有价值。

　　我爱好也很多，吃喝玩，最早玩照相机、音乐、音响、摩托车、汽车，那在80年代都是很奢侈的事，现在聊聊字画、喝喝茶都有兴趣，总觉得时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