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辛苦了，虽然比分不理想，但我希望大家知耻而后勇，‘拼’字当头，转场以后打好后面的比赛，输球不能输作风。”继1∶7大比分输给上海之后，解放军U18年龄组女足(小女足)今天下午在盘锦体育中心以0∶8不敌全力争取净胜球的北京小女足。赛后，解放军代表团领导召集球员训话——尽管场面难堪，解放军小女足全无还手之力，小组赛三战全负的她们无缘四强，但教练和领队确实无法责备这些孩子，就连北京小女足主教练、原国脚刘英都认为“她们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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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年都要碰她们，她们这次的实力有点弱，但拼劲十足，并不因为实力差就缩在后面，看得出来，她们还是想进球的。”刘英说，“这组比赛的形势很复杂，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无论北京还是解放军，大家都尽力了。”

　　解放军小女足的确没有输掉体育精神，但实力上的差距还是让她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惭愧和无可奈何——这是全运会第一次将U18系列纳入竞赛系统，对于足球小将而言，她们只有这一次机会感受全运会的残酷洗礼。

　　几百人撑不起女足大场面

　　本届全运会新增U18年龄段小女足比赛，国家体育总局希望借此要求地方体育局重视女足后备人才培养，但全运杠杆仍然只适用于本届全运会，女足人才凋零的现状并未得到真正的改善。“没有出现很突出的球员”是多位女足教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共同感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员补充，但情况不容乐观”，国家女足主教练郝伟说。

　　总共有16支小女足球队参加本届全运会预赛阶段比赛，经过预赛和复赛的淘汰，有8支球队进入全运会决赛阶段比赛——这一批总数不到400人的1995～1996年龄段的球员，已经是中国女足后备的所有积蓄，几乎无法为女足备战2015年加拿大女足世界杯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提供有效补充。

　　“全国女足三线队伍全加起来能有40多支球队，在数量上已经比前几年多一些了，但有的球队打完全运会就要解散，实际上能踢下去的球员越来越少，而且从质量上讲，已经十年没出一个明星级的球员了。”关注着全运会比赛的原女足主教练商瑞华告诉记者，“别说小女足了，就连1989年龄段的几个队员都要在全运会后退役了，她们才有多大？退役是因为没前途，没前途的事儿谁干啊？！”

　　“女足没前途”已是老生常谈。迄今为止，女足球员的待遇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据记者了解，国内还有每月工资仅千元左右的一线女足球队，十来岁的梯队选手，每个月除了几百元的训练补助，就剩下日复一日的苦练，“通常训练基地都在郊区，球员都是好几个月才回一趟家，基本没有像样的个人生活，大城市的女孩子肯定不踢球，偏远地区的家长愿意让孩子踢球的也越来越少，靠踢球肯定养不活自己。”商瑞华说。

　　所以，孩子们只能把希望放在“就搏一届全运会”上，更何况这届全运会“大集体”项目金牌的含金量更高——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某省U18女足全队的冠军奖金超过400万元，“主力球员肯定拿到20万元以上”。不过，这种“一锤子买卖”显然与“促进女足发展”的终极目标毫不相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4年龄段国青适龄球员，由于不是全运会年龄段而无人问津——去年殷铁生带1993～1994年龄段球员在U20世界杯小组赛中出局，那批球员用“全运会牺牲品”来形容毫不为过：不能参加全运会，一过20岁就必须自谋生路，而99%的小球员都会选择“离开足球”。

　　事实上，全运会上的这道算术题也并不复杂：目前女足一线队大多是1989年龄段球员担当主力，U18小女足能在全运会后进入一线队的比例大约在10%，原本就极度贫瘠的梯队建设，还要承受90%的浪费，中国女足如何能保持稳定、健康的新陈代谢？

　　规划混乱足协难辞其咎

　　“从目前女足的成绩和后备人才萎缩的现状看，我认为足协应该负很大的责任。管理层内斗和国家队频繁换教练的事就不说了，关键是梯队规划和联赛建设两部分都搞得很糟糕，这是最要命的。”一位今天赶到盘锦观看小女足比赛的教练告诉记者，“其实，女足有过非常好的发展契机，1996年奥运会和1999年世界杯两次决赛输给美国拿了两个世界亚军，那是中国女足最辉煌的时刻。尽管从2000年奥运会开始，中国女足在成绩上有所下降，但那时女足的后备人才还是能接上的，只不过足协的工作重心从来没有向女足联赛多倾斜一点儿。”

　　中国足协对女足规划的轻视——除去备战大赛时的“临时抱佛脚”，从女足联赛的名称以及赛制方面的不断变化便略见一斑：“女超联赛”1997年启动，但全国女足联赛同时保留，女超冠军和女足联赛冠军还要争夺当年女足超霸杯冠军，不过超霸杯由于缺少赞助，经常“习惯性停办”，而被贬为女超联赛次级联赛的女足联赛，也因为中国女足备战2007年世界杯和2008年奥运会被砍掉，且一停就是3年。随后，中国足协索性将女超联赛和女足联赛合二而一，把还能吸引少量观众和企业赞助的主客场联赛赛制改为南北分区循环而后再进行总决赛的赛会制，而有国家队任务的球员不允许参加循环赛，这样一来，女足彻底失去了外界的关注，完全落入系统内部的封闭空间。

　　“前年，足协规定女超联赛改回到女足联赛，等于少了一个联赛，问问球迷，除了偶尔有大赛时的电视转播，谁还看过女足比赛？谁还知道女足现在什么状况？所以，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女足身上，足协应该有扶持和发展这项运动的责任。”这位业内人士说。

　　机构改革难解女足发展之渴

　　中国足协也不是从来就没作过推动联赛发展的努力：2002年，中国足协批准了女子部关于“联赛引进外援”的请示，并且同意当年联赛所有外援的工资由中国足协发放，有老队员今天回忆那段往事时说：“当时外援的工资大约每个月2000美元，其实不算很多，队里也能出得起，但是足协表现得很慷慨，统一请来外援，各球队按名次倒摘牌，而且那年的联赛还扩军了，6个队变成了12个队，规模大了一倍”。

　　不过，随着中国足坛在2010年司法大审判后的震荡，中国足协在机构改革中裁掉了女子部，将女足竞赛工作交给竞赛部运作，但面临足协杯、全运会和国字号系列梯队(国管部只负责两支成年球队和男足国奥)的诸多头绪，竞赛部常常无计可施。

　　唯一的“好消息”，是在诸多业内人士和国际足联专家的建议下，中国足协决定在今年恢复女子部，派专人负责女足的梯队建设和联赛的推广，但这一做法和全运会金牌“以一抵三”的规定异曲同工，并未触及推动女足运动发展的核心思路。

　　“其实，最近几年我们已经证明过了，把女足推向市场、搞职业化这条路行不通，封闭一个队伍长期集训这条路也走不通，那么现在就剩下一条路了，这条路是前途最光明的，但也是最难走、最需要耐心的，那就是向欧美女足运动强国学习，把女足这项运动校园化、社区化。”接受记者采访的那位女足教练说，“提高都是建立在普及基础上的，足球有自己的特点，有的竞技项目可以搞精英化的封闭训练，也可以拿世界冠军，但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世界冠军？美国女足强，巴西女足强，日本女足强，无一例外都是女孩子们从小就喜欢这项运动，愿意去踢球。先把踢足球当成一种爱好来培养，没有这样的足球环境，说什么都是白搭。”

　　本报盘锦9月6日电 本报记者 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