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这是我们课题组在1989-1991年调研基础上完成的调研报告。
正式的报告中有大量的数据表格,因篇幅所限书中都省略了,只留下了文字部分。不过也足以说明问题。
此项工作是我在北京体育科研所向中国足协申请的研究课题,得到了足协的经费支持。课题组长安铁山先生是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在学生中威信极高,是我当年的班主任,我受益匪浅。他不顾年高体弱,亲赴各地调研,住招待所,吃小饭铺,节省有限的经费。
吕文元先生是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我们合作多年,对我帮助很大。
刘长信老师是我学兄,人脉广泛,到各地调研以他为主。
马冰是北体大研究生毕业,后当过国安俱乐部总经理,现任北体大成人教育学院院长。
不能不说李冬生。当年工作踏实勤恳细致,所有数据的整理统计以他为主完成。
我负责数据的分析和执笔成文。
此文完成后提交给中国足协,其中有些意见得到了采纳,尤其是对竞赛部分的改革起了作用,导致后来取消了三杯赛。但对普及的建议未能见效,因此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全国少年儿童足球训练与竞赛体制改革的研究
安铁山(已故) 张路 吕文元 刘长信 李冬生 马冰
摘要 本研究通过对全国22个足球重点城市和地区足球工作者500余人的问卷调查及访问座谈,分析了我国少年儿童足球训练与竞赛体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革的意见和方案。研究主要涉及少儿足球训练体制、竞赛体制经费使用、教练员问题和重点城市管理等5个方面的问题。
1 前言
少年儿童时期是足球人才培养过程中一个重要阶段,只有抓好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工作,才有可能涌现出更多高水平的足球人才。要搞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必须有合理的训练和竞赛体制来做保证。中国足球协会对少儿足球训练和竞赛体制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多次进行了改革尝试。但是,随着国家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逐渐加快,外界客观环境和人民的思想认识都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而少儿足球体制改革的现状与上述形势的发展变化尚不相适应,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与矛盾,影响了少儿足球活动的开展。为此,中国足协经与国家体委科教司研究后决定,设立本课题进行研究,为全国少儿足球训练与竞赛体制的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2 调研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2.1.1 全国22个足球重点城市和成都市、保定市、开封市、丹东市、贵阳市等主管足球工作的领导和具体负责人员54人,长期从事少儿足球训练工作和近年来有较突出成绩的教练员146人,教师167分,共367人。
2.1.2 广东、河北、河南、江苏、浙江、江西、黑龙江、陕西、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沈阳、西安、石家庄、邯郸、烟台、“八一”、北京部队等21个省市及部队青年队的教练员28人,足球学校(中专)教练员52人,共80人。
2.1.3 先后访问了孙宝荣、马克坚、金正民、史万春、包瀛福、林效才、焦克训等我国足球界知名人士。
2.1.4 各地学生家长100余人。
2.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座谈调查法、个别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归纳法等几种方法进行研究。
3 结果与分析
3.1 训练体制问题
训练体制合理与否,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它是体制改革核心的问题。
3.1.1 现状
从对各重点城市足球主管部门的调查(发表22个城市,回收16个城市,回收率72.7%)情况看,目前我国足球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是各省市体委的训练系统,这16城市体委系统可控的也即常年参加训练的7-16岁少儿运动员不过7029人,由此推断,22个重点城市加起来大约在1万人左右,平均每个年龄约1000人,每城市每年龄平均约50人。
我们将统计数据较齐全的9个重点城市小学常年参加足球训练的男生人数与该市小学男生估计总数(即全部小学在校生总数的一半)做了对比,发现这9个城市小学中常年参加足球训练的男生仅占在校男生总数的万分之九,比例最高的大连市一万名在校男生中也不过有27人参加常年训练。据有关资料介绍,前西德平均在2000名青少年选手中选拔一名职业球员,常年参加足球活动的青少年达150万人;前苏联全国有足球学校370所,常年参加足球活动的青少年有300万人;法国自1967年起实行足球人才培训的“盖兰计划”,全国每年约有3万名适龄儿童接受正式训练。与之相比,我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
从对全国21个省市及部队青年队和足球学校的教练员的问卷调查看,绝大多数教练员认为现在选材对象少了;多数认为质量和训练水平低了。由于这些教练员广泛地代表了用人单位的意见,所以这个评价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以上情况是不是由于我国喜爱踢球的孩子少或现在比以前少所造成的呢?从对各地体校教练员和中小学教师的调查看,多数人认为现在中小学生中爱踢球的人多了,但参加常年训练的少了。
从近年来少儿足球比赛的情况看,体委系统举办的比赛越来越冷落,而社会上举办的一些比赛却轰轰烈烈。从上海的新民晚报杯赛由中学生自行组队报名参加,自1986到1990年5届共有2289支队参加,1991年报名队超过600支。又如北京市少年宫自1985年开始举办的百队赛(原北京晚报杯赛),参加队最多的一年(1986年)达716队,1987年也达645队;后来限制了参赛资格,不允许非学校队参加,1990年和1991年参赛队仍达185队和194队。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也有类似性质的比赛,而且也都规模浩大。这些材料充分说明,现在社会上爱踢球的孩子不是少了,而是非常之多。
可以看出,参加常年训练的少儿减少,导致上一级队伍可选择的人才减少,并非是广大少年儿童不喜爱足球,而是我们没能将他们纳入我们的训练体系,是我们的训练体制不合理。
3.1.2 问题与原因
调研结果认为,目前我国少儿足球训练体制规模小,而且有越来越小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近10年来,不少地方搞年龄越来越小的极少数人的所谓三集中高水平训练所造成的。有很多地方从7-9岁就开始选一批孩子集中食宿、训练和上学。这样做的本意是想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快出人才,但事与愿违,反而带来很多弊端。集中各方面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3.1.2.1 人为造成不平等竞争,影响了基层一大片的积极性。
3.1.2.2 因过小集中,选材不准,使大批可能有天赋的孩子不能入选而被埋没;同时又在选进来但不具备天赋的一些孩子身上投入大量人、财、物力,造成多方面的浪费。
3.1.2.3 入选的孩子由于优越条件来之太易,加上一线单传没有竞争,因而不利于激发他们训练的积极性。
3.1.2.4 过小三集中,教练员要全面负责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品德教育等工作,负担过重,难以管好。
3.1.2.5 长期集中导致孩子产生厌倦情绪,减弱了对足球的兴趣,乃至过早衰退。
由于这些弊端,故被调查对象普遍对过小三集中持反对意见。但是,他们并非一概反对三集中。大部分教练员和教师对在小学一、二年级搞集中训练持反对态度;对三、四年级搞集中制训练稍许宽容;对五、六年级赞成搞集中制者较多,对中学阶段则大部分人支持搞集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