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央电视台公布谢亚龙等人被依法执行逮捕和陆俊等人移送起诉的消息，被外界称为“8·25风暴”的这场足坛反赌扫黑活动算是又进入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时期。这场风暴来得之大之深，至此早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但是就如很多人预感的那样，涤荡还在继续，中国足球界还在震荡之中……

　　开始于去年8月份的这场“8·25风暴”，至今还在涤荡着中国足球界。曾经的腐败黑暗，不能说已经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媒体事后诸葛亮般的揭批中，中国足球已经体无完肤。其实，在介绍了2006年的两场中甲联赛涉假及去年的吊射门真相后，有关方面并没有再出来介绍案情，不少到过沈阳或者现在还在沈阳的人士都还没有最后的定论。或许，有的人并不像有些媒体宣称的那样有罪，但已经不再有人站出来辩解贪污腐败和假赌黑只是足球圈的“一小撮”。这场风暴，已经扫荡了整个中国足球界，或许还会超越足球，影响到中国体育界。

　　关键词

　　落后

　　一个充满江湖色彩的封闭圈子

　　足球界，有着比较浓厚的封闭色彩。在职业联赛发展过程中，进入足球圈人数最多的群体，就是俱乐部管理人员。他们是进入足球圈最快，融合也最迅速的。不过，这些管理人员的进入，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圈从业者的整体素质。甚至，这些职业经理人进入足球圈后，迅速在圈子里占据了比较高层的地位，在足球界向腐败和黑暗堕落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较典型的就是辽足的前老总张曙光，他不是足球圈内的人士，但是在捣鼓辽宁队过程中却成功地把这支队伍变成了一个提款机，辽宁队大多数问题都是和他有关的。

　　中国足球界的传统中坚力量，还是教练和球员。但是这两个群体文化水平低，眼光短浅，对足球行业的新思想、新观念接触少，甚至持排斥态度。从甲A到中超，中国的国字号队伍都在对韩国足球的对抗中全面落后，但是教练、球员无一认真思考韩国足球可借鉴之处；对待上世纪9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的日本足球，中国足球界大部分人士依然是充满蔑视，老是以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足球的强势说事。最滑稽的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中国足协组织国内教练现场观摩，竟然有甲A主教练在看台上大放厥词：“他们比赛节奏太慢，还不如甲A激烈。”职业甲A之初，外籍教练大批进入中国足坛。经过短期磨合后，不少中国教练就认为，外籍教练的那些本事也不过如此。在我国职业联赛里，频繁出现外籍教练被本土助教和队员们联手逼宫的例子。

　　文化水平低下的中国教练绝大多数人都思想保守，在攻防思想上侧重防守。在对队伍和球员的管理上，中国教练也基本上无所作为，甚至有人向球员低声下气以求保住自己的教练位置。而历届世界杯决赛阶段，中国足协组织的各地体育局官员和俱乐部官员观摩团，成员们都无心观摩比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观光和购物上。 2006年德国世界杯，中国足协副主席观摩团回国后，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在德国期间逛街购物的经历。最大的笑话就是谢亚龙跟着崔大林出去逛街购物，最终体力不支坐在一家专卖店门口喘气。今年的南非世界杯，中国足协代表团也是在企鹅岛这样的旅游地和记者们“不期而遇”的。这样的足球圈，阿斗云集，没有多少人把足球真正当成事业来做，而仅仅是为自己或者小集团捞取利益。在这样的圈子里，出现腐败堕落现象，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关键词

　　打压

　　一个只报喜难报忧的舆论环境

　　1996年下半年，当时《新民体育》刊出 《中国足球十问》，国家体委宣传部门和上海有关部门联手成立专案组进行处理。最后因为 “否定了足球改革成果”， 《新民体育》和这篇报道的作者马德兴都受到了严惩。刚刚到中国体育报社任职的马德兴被开除公职，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处于无业状态，最终隐姓埋名投奔 《体坛周报》。

　　《十问》事件对体育媒体舆论监督职能的打压效果是明显的。 《十问》以及作者马德兴的遭遇，使得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控制了足球宣传的舆论导向，而媒体以及记者在足球报道中，脑子都是挂着高压线进行工作的。中国足协和媒体的碰撞，还有1999年的《无锡日报》官司，以及数不清的以假新闻为名封杀媒体和记者的行动。对于之后足球界出现的各种不正常行为，知情人敢怒不敢言，没多少人愿意冒着被打破饭碗的风险去伸张正义。当然，也有不少媒体和记者干脆和足球圈人士同流合污，一起堕落。中国足球是在1992年红山口会议提出“中国体育改革突破口”口号之后开始改革的。改革的标志，是1994年推出的职业甲A联赛。虽然不少足球界内外人士都认为中国的职业足球只是“伪职业”，但是职业甲A的启动对社会经济，尤其是体育的产业化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报喜不报忧，发生在改革起步阶段的中国足球身上，对中国足球的任何批评，都被定义为“否定改革成果”甚至是“假新闻”。

　　2000年中韩对抗赛时，著名体育评论员李承鹏采访了当时的中国足协一把手王俊生，写出了大篇幅专访报道。因为文中写到了王俊生的一些真实想法和上级意图不合拍，导致王俊生在领导面前“以党性保证没有接受过采访”。其实那次采访进行的时候，还处于隐姓埋名状态的马德兴也在场，可以作证的还有著名足球经纪人刘宏伟。无论甲A还是中超时代，中国足球最为热闹的时候都有中国足协和媒体之间的斗争，《足球报》和《体坛周报》这两家最大的体育专业报刊斗争频率高，封杀是经常享受的待遇。对中国足球的舆论监督不力，更重要的是，记者不是足球界的圈内成员，不少事情都是捕风捉影而不可能得到真凭实据，而在历次所谓揭黑曝光报道引发的官司中，最终吃亏的大多是媒体，最终媒体在形势压迫下放弃了监督职能，只能对中国足球的堕落说些隔靴搔痒的话。

　　关键词

　　金钱

　　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罪恶源地

　　1997年年底，从天津转会深圳平安的赵斌签约后返回天津乘坐飞机时，在深圳机场因为随身携带70万巨款而被安检人员拒绝登机。虽然事后平安俱乐部和赵斌本人都否认这70万是俱乐部给的签字费，不过当时赵斌以115万身价转会，转会费肯定不会让他带走，媒体当然还是猜测这70万就是签字费。俱乐部给球员在工资奖金之外再给一笔签字费，这是当年甲A火爆时候的潜规则，各家俱乐部在和主力球员签约的时候都不得不忍痛这么出血。职业甲A联赛推出时，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教练和球员的待遇有了大幅度提升。1994年首届职业甲A联赛，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就拎着几十万现金和队伍乘坐飞机赴客场。在飞机上，王健林拍着箱子告诉队员：“赢了球，奖金马上分给大家。 ”

　　1998年开始，随着前卫寰岛等俱乐部向足坛烧钱运动进一步添材加薪，球员待遇被哄抬到了离谱的境地。国内球员转会市场上，球员身价飞速上升。而在能够公开的转会费之外，各队主力球员还能得到不菲的签字费、训练津贴等名目的收入。为遏制球员收入飞涨，中国足协出台了限薪令，但限薪令却遇到了俱乐部阴阳合同的对抗。2004年著名球员谢晖就曾经拿着和力帆俱乐部的 “阴合同”对簿公堂，还打赢了官司，要到了70万欠款。直到现在，阴阳合同依然存在。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中国足球的技战术水平，但是教练和球员的待遇却远比水平提升得快，这造成了全社会对足球运动的反感，也颠覆了中国足球的传统道德标准，使得金钱利益驱动的胡作非为大行其道。应该说，在甲A时代，中国足球内部先于环境走上了恶化道路。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从业者只为其有利于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的歧途，而放弃了正规化、法制化监管等不利于谋取私利的建设。行业管理机构或是无能为力，或是有意放纵，导致潜规则流行，明规则仅仅是空文。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容易滋生默契球、交易比赛，培养出专门进行不法比赛交易或者操控比赛的群体。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