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记者刘翔宇新加坡报道 这是一段心情沉重的跨国调查之旅。9月16日，记者由北京搭乘飞机，前往狮城新加坡，在随后的六天时间里，在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我试图去揭开这座城市最不愿提及的一段有关足球、信誉、金钱和贪婪的黑暗历史。

　　中国现在愈挖愈深的足坛反赌打黑案件，最早的源头就来自于新加坡。2008年，新加坡警方发出红色通缉令，通缉辽宁广原总经理兼领队王鑫，后者由于在2007赛季新加坡联赛中，胁迫多名辽宁广原球员打假球，而被判有罪，后弃保潜逃回中国。2009年在沈阳被抓，随后由王鑫引出了中国足坛一系列的假赌黑案件，至今调查仍在进行，越来越多的高官牵涉其中。

　　六天时间里，我走访了辽宁广原曾经在新加坡的住所，以及广原曾经的主场——女皇球场，球场的看门人来自印度，他至今仍然记得那支与众不同的中国球队。我结识了新加坡当地报纸《新明晚报》著名的体育记者张筠。她原本是中国女曲成员，13年前便移民新加坡，从事体育记者近10年时间，主要报道方向就是新加坡联赛，对于几支中国球队在新加坡的各种故事，她更为熟悉。中国球队在新加坡联赛中的表现让其伤心。和大部分关注中国足球的华人一样，她对于来新加坡联赛的中国球队，由支持到关注再到漠然。在她看来，中国球队之所以在新加坡屡次犯案，主要因素在于中国球员本身的贪婪。

　　而前新麒队总经理，新加坡商人王津辉却持相左的观点，对于深谙新加坡足球的他来说，“新加坡赌球合法化必将滋生假球，同时也毁了新加坡足球。” 除了辽宁广原，更早的2003到2005年，招纳中国球员组成的当地球会新麒队就已参加新加坡联赛三年，那时候队中一些球员就已经在明目张胆地打假球。 而从2005年的新麒球员围攻裁判事件，到2007年辽宁广原震惊新加坡足坛的假球案，再到2008年大连实德二队的灰头土脸、2010年北京国安二队与新加坡幼狮发生群殴事件，中国球队在新加坡屡生事端，几乎没有一支球队在新加坡有过美好的记忆。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中国球队和新加坡足球之间的孽缘？新加坡赌球合法化的做法，是不是滋生假球的温床？新加坡的法制和监管机制，能否真正能抑制假球的发生？ 新加坡是一个全民参赌的国度，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投注点，每当开奖日，甚至会有人排着长队，等着下赌或者买彩票。足球比赛同样也成为博彩机构的赚钱工具，在这里赌球早已经合法化，新加坡联赛也同样开盘。从买胜负到买比分，甚至每场比赛哪个球员先进球，都可以下注，新加坡人乐此不疲，新加坡博彩公司也成为了新加坡联赛最大的赞助商。

　　能够如此放心大胆地给自己的联赛开盘，法制森严的新加坡自认为已经有了很成熟严谨的监管机制。5000新币以上的赌注需要登记身份信息，球队所有成员以及与球员有关的人员，不得参与赌球。具体的监管机构，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简称CPIB(Corrupt　Prac-ticesInverstigation　Bu-reau)。外界很少能够接触到这个神秘机构的核心区域，而辽宁广原案，及新加坡此前发生的几起假球案，全是由此机构调查取证的。

　　记者在新加坡期间，也对CPIB进行了走访，但经过多方面了解，CPIB的作用更多地在于威慑力，在于违法犯罪的事后处罚。这对本土守法公民可能有效，但对新加坡法律相对陌生的外来球队，却并没有切实的防范和监管措施。所以，新麒队员从2003到2005年打了三年假球，新加坡足总和CPIB都没有察觉。

　　新加坡是一个以法制严明著称的国度，其残酷的鞭刑闻名于世。但这些对来此踢球的普通中国球员来说，似乎更多地是像一种传说。而球员在这里赌球，就好比是好色的人进了红灯区，只要你想，就可以去做，这种诱惑要远远大于所可能承担的风险。特别是对于法治意识差、自制能力不强的中国球员，这种冲动就更容易付诸实施。对于在极其混乱的环境中成长的中国球员，这里就是他们可以发挥的天堂。

　　来新加坡打假球的中国球员中，本来就是不太入流的二三线球员，有的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有的就是为了打假球而来新加坡的，有的则是来了之后，禁不住金钱的诱惑，才打起了假球。在新加坡，足球运动员社会地位中等，挣的也和中国相差甚远，有的球员的薪金甚至比不上普通职员，打假球，成为他们获得暴利的最直接手段。 当然，中国足坛一系列的假赌黑案件，最早是在新加坡破获，说明新加坡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的确也有其长处。

　　在回国的前一天，记者见到了当年辽宁广原的副总经理、新加坡人李同豪(Steven　Lee)，他是与那支神秘的广原队以及王鑫接触最多的人，他也深受其害。 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李同豪见我时的情形：晚上九时，我们约在大巴窑商业街的麦当劳。在熙攘的人群中，一个身材略矮、两鬓斑白的中年男子认出了我。随后，他觉得座位旁人太多，说话不方便，建议换一个人少的位置，于是我们坐到了角落里。两旁无人，他才没了顾忌。李是本地人，他的普通话不好，每次记者提问的时候，他都会凑近耳朵仔细地听，生怕听错了哪个词。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叹气和摇头成为他标志性的动作，话到伤心处，这个年逾五十的男人也会红了眼眶。临别之时，他特地叮嘱我，别写得太多，他怕以后再想到中国，进不了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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