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报道 编者按：2008年8月24日，鸟巢烟花散尽，北京奥运正式落下帷幕；三天后，即8月27日，至今外界依然认为是“被下课”的前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向国家体育总局正式递交辞职报告，在这份被外界戏称为“万言书”的报告中，谢亚龙写道：“职业化改革以来足协换了几任领导，也没有解决足球水平长期上不去和职业化出现的乱局。党组委派的干部，在社会的起哄和责骂声中‘下课’，是市场力量向执政者逼宫的结果。”

　　党组：

　　奥运会没有打好，没有完成党组交给我的任务，作为一把手，我诚恳地向组织上承担领导责任。为了大局的稳定和足球的长远发展，也是按照奥运任务书的奖罚要求，我不宜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请党组下决心对足球中心班子进行组织手术。

　　在我受组织委派到足球中心工作的时候，正值04年“G7事件”所形成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倒阎运动”。我认为：“G7事件”的本质，是中国的职业足球全盘市场化和坚持国家宏观控制权的斗争。(此处省去41字)在半数的职业俱乐部联手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足协的情况下，在媒体狂轰滥炸的声讨声中，在球迷的怒骂声中，中国足协的领导地位和行业管理威信岌岌可危，中国足球的组织体系和外部关系已濒临崩溃。当时的情势和现在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谢亚龙下课”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更换一把手，我们并没有回答这个实质性问题。职业化改革以来足球换了几任领导，也没有解决足球水平长期上不去和足球职业化出现的乱局。党组委派的干部，在社会的起哄和责骂声中“下课”，是市场力量向执政者逼宫的结果。

　　在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搞乱了的情况下，根据足球积弊年深的实际，上任之初我对做足球工作有几个基本工作理念：

　　1.近几年足球要以08备战为重中之重。要力争足球在奥运会有所表现，这既是国家的利益，也是足球的核心利益，必须心无旁骛、毫不动摇地高举这面大旗。由此，媒体给我戴了“谢奥运”的帽子。

　　2.要充分肯定和毫不动摇地坚持职业足球改革的大方向。我国的职业足球改革严重脱离国情，最大的两个失误就是公益性缺失和政府缺位。公益性缺失是指足球已经不再是为国家、为广大群众、为青少年成长服务的运动项目，而成为市场牟利的工具。政府缺位是指体育总局、地方体育局和各级足协宏观管理失控，足球市场“假赌黑”横行，足球发展信马由缰。这些年的足球，已经远远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的本质。但是不是要退回到原来的举国体制？我认为不可。当今世界足球项目的职业化程度很高，其市场属性和资本运营特征十分显著，经国际足联的反复整合，其市场的全球一体化格局已然形成。中国足球要谋求长远发展，必须和世界接轨，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这符合中国足球的长远利益。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

　　3.要加大足球宏观调控的力度。在当时“全盘西化”和“退回举国体制”的两种议论之间，我选择了在肯定职业足球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坚决进行调整治理的思路，必须高举对职业足球治理整顿的大旗，必须毫不手软地打击足球腐败。

　　4.足球稳定是备战的前提。为了最大限度地整合足球资源，凝聚各种力量投入08备战，必须使足球现有体制和格局基本稳定，因为任何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变化，都会带了利益的调整并引发震荡。这就是投鼠忌器，为了保全备战奥运的大局。如果足球乱将起来，象以往每次大乱一样，空间上波及全国、时间上延绵数月，必然要给总局备战大局添乱，必然拖08备战的后腿。中国足球积弊甚重，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奢望有什么灵丹妙药能起死手回春。

　　5.足球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问题了，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积弊甚深，错综复杂，必须选择适当的战机，进行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改革调整。我判断：无论08奥运会打好打坏，都是足球改革调整的大好时机。打好了，作为足球中心获得了时间、空间和威信；打不好，大环境必然要求改革，也促使各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所以，08之前的这几年，足球市场处于低谷，足球环境恶化，足球中心要更加隐忍一些，要卧薪尝胆，要在足球工作的底部全面积累积极的因素，在全力以赴抓备战的同时，还有全面开展各项工作，要探索下一步改革的道路，要抓青少年足球改革，要全面开发足球市场，要调理和俱乐部、地方足协、媒体、球迷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总之，要居中斡旋，全面推进，不可偏废。

　　基于以上思路，我一手抓备战，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深化改革，一手抓治理平乱；一手抓备战队伍，一手抓全面工作。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把握着足球的方向，求取平稳和协调，还要积极进取，力争备战任务的完成，殊为艰辛。

　　在抓稳定、改革和治理方面，在刘鹏局长的支持下，我们和公安部一起制定了联赛治理的文件，并得到国务院办公厅的批转；加大了对违纪违规俱乐部的处罚力度，果断地取消了恶性资产运营的陕西国力俱乐部中超联赛注册资格，解散了具有关联关系的四川冠城俱乐部，注销了集体弃赛和管理混乱的西藏惠通陆华俱乐部的中甲联赛资格，暂停了严重拖欠工资的湖南湘军俱乐部的参赛资格；作为对G7事件的交代，成立了中超公司，调整了中超联赛中中国足协和各参赛俱乐部的经济关系，剥离了联赛的经营权和管理权，改变了足协从联赛中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当行为；恢复了升降级制度，使各俱乐部的工作开始走向正轨，球员的利益得到保护；加大了联赛中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违纪违规的处罚力度和裁判员的管理力度。04年G7事件对足球中心备战工作的直接影响，使市场的大幅度滑坡，收入减少近一半(十几年来足球中心95%左右的支出，要靠市场收入)，我在整合资源加大开发力度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使市场收入回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保证了备战足协工作之需。

　　在备战方面，工作就显得更加困难。虽然在抓国家队作风、抓纪律、抓爱国主义教育上；在协调联赛时间，让国家队获得更大的集训时间上；在构建海外练兵平台上；在增加备战工作的技术含量上，组建科研技术人员团队上；在加大备战的投入和增加教练员、运动员收入上；在建设队委会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总的感觉是：市场中的足球资源，无论如何也很难整合到为国争光的备战平台。这就是很多职业联赛的国家，干脆放弃奥运会的原因，私人资本怎么能生产公共产品呢？实际上，最难整合是人心，“人在曹营心在汉”！我国近几年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成绩斐然。可惜的是，我们在构建职业足球体制之初，没有这方面的思路，没有坚持国家的主导地位，没有构建职业足球齐心协力共同托举中国足球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平台。这和举国体制所构建的“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体制截然不同。

　　根据我不是搞足球专业出身的情况，我把备战工作分工给其他专业出身的中心领导负责，自己抓宏观方面。一开始，由杨一民负责抓全部国家队，一年后为了加强备战，改由南勇分管男足，杨一民分管女足。在07年男足亚洲杯失利以后，感到队伍的问题很多，才开始全过程跟队。到08年4月女足在多次出现问题后，从调整了杨一民的工作不再分管女足，由南勇分管女足，我盯住国奥队。即使这样，也还是按南勇分管男足和国奥队不变的情况下，共同工作。

　　队伍备战过程是一波三折，动荡和不安。刚到足球中心的时候，总局已经批准了足球备战计划，男足当时实行“一队两组”方案，由朱广沪任主教练，后来发现“一队两组”实际没有很好执行，在总局支持下又把国奥队独立出来，这时候备战时间已经浪费过半了。国奥队成立后，聘请杜伊做主教练，一开始走得很好，队伍快速多变的打法风格有了轮廓，然而后来则没有进一步的细化、深化。08年正值奥运年，足球又遭遇世界杯外围赛“死亡之组”，社会也高度关注。我们为了回避国家队和国奥队人员交叉的矛盾，采用了一个总教练统辖两个队的做法。由于世界杯外围赛没有打好，社会发生了对杜伊的质疑，国家队部分队员把这种情绪带到国奥队，加上杜伊错误地总结世界杯外围赛的教训，使他和队员的矛盾加深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被迫做出了任命殷铁生做执行教练的决定。

　　女足和主教练的问题更加明显，在备战过程中更换了5任主教练，其中裴恩才、多曼是因个人的原因离开的，马良行、伊丽莎白则是因和足球中心干部工作方面的矛盾无法继续工作而离开的。在外界都炒作为是因为和足协乃至和我的矛盾，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作为一把手，工作没有做好，我应该向组织承担全部的责任。

　　足球之乱，乱在三点；足球之难，难在三个方面：

　　第一，体制问题。体制的严重弊病，除了前面说的“两个缺失”以外，还有“两个不尊重”，即：既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尊重足球规律。我国职业足球体制严重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国家的宏观控制，背离了人民群众对足球的期望，长期信马由缰，恶性运行，成了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体制不改，中国足球永无出头之日。

　　第二，人的问题。一般人认为，足球问题是体制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一个比体制更加严峻的问题，是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足球圈的从业者，从足球中心到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由于足球长期失治，次序混乱，正气不张，业务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也是足球长期混乱，水平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第三，大环境问题。足球的大环境不好，可以这样形容：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盘剥者多，给予者少。媒体是中国足球的最大获利者，运动成绩如此低下、良性新闻资源如此贫乏的足球项目，竟养活了偌大几个媒体集团和数千名专职足球记者(最高时达八千人，竟和整个体育记者人数相当)，没有“靓点”就卖“污点”，假新闻满天飞，使足球界黑白不分，是非莫辩，搞乱了人心，污染了社会。

　　球迷是足球最大的消费群体，但大多数是非理性消费，多是抱定去发泄情绪的，贾平凹称足球场是城市“公共痰盂”不无道理(在某公共场合，谢亚龙曾称贾平凹为最具代表性球迷——编者注)。我国的球迷群体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社会群体。这是一个可以骂、可以叫、可以任意发泄情绪的地方，是一个经常发生极端行为乃至暴力和“球迷骚乱”的地方，是一个产生“足球流氓”的地方。

　　足球赌博是中国足球最大的毒瘤。因为世界五大联赛都是公开赌球的，纳入国家的管理范畴，而我国法律是禁止赌博的。这种不接轨，造成了境外赌博公司和境内地下黑庄的巨大利润。实际上，中国足球的赌市十分猖獗，中超联赛的每一局比赛、国家队的每一场球，境外的网上都在开盘，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庄家把黑手伸向球场，左右胜负。我们对付这个问题更是软弱无力，而实际上这是左右中国足球长期上不去的最重要、最强大的力量，它不仅在左右职业足球教练员、球员、裁判员、官员的行为，同时还左右着球迷的行为，甚至还在左右高层对中国足协官员的更迭。我们对它的危害还懵懵懂懂，对于它的了解、把握、控制，还相当无知和无力。

　　在足球大环境中，不得不涉及到国际足联和亚足联，他们是职业足球的控制者和获利者，他们和国际资本集团合作，千方百计地整合各国的足球资源并攫为己有，千方百计榨取各国足球的利益。我们在形式上走了职业化道路，但在实质上没有加入到这个大的利益集团，尤其是运作方式上和这个国际一体化的大市场格格不入，这就导致我们在很多方面要吃亏。当我们世界杯外围赛没有出线的时候，有媒体报道，中国足协是因为没有和亚足联开发公司合作而获罪于亚足联，这个说法有失偏颇，但不无道理。

我时常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这样一个乱哄哄的职业足球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业足球应该是应该什么样的模式？

　　关于今后的足球工作，我向党组建议：

　　1.长远打算，埋头苦干。奥运会没有打好，今后还会掉得更低。我对足球的基本的判断：十年内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我国足球长期急功近利，总想用成绩说话，总是毕其功于一役，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忽视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忽视了青少年的培养。现在国奥队的队员是足球举国体制的末期和职业化的初期所培养出来的，那时候还有青少年业余训练，后来青少年足球完全走了市场化道路，基本没有培养出人才。竞技体育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目前核心的问题是后继无人，这是我国足球未来十年内将更差的根本原因。再加上体制问题、人的问题和大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

　　2.抓紧进行班子调整，向社会打出新形象。班子一任一任地换，这次还换不换？我的想法是换。奥运会毕竟是举国瞩目的一场大仗，足球没有完成任务，应该奖罚分明。虽然我工作得很苦，虽然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因，但党组既然用了我，我就该给组织上分忧，我就该站出来承担责任。如果由一个人的下课，而换取全局的主动，这个决心应该下！

　　3.抓紧打出青少年足球改革的牌。在我的主持下，五月份完成了全运会赛制改革的报告并报了总局，至今没有批准。我希望党组抓紧研究批准，打出这张抓青少年足球的牌，这是足球体制改革调整的重要的步骤，是“还我半壁河山”的重要举措，也是以此打出总局对足球的主张，着手进行足球体制改革调整的重要信号。

　　4.建议党组责成足球中心组织各方面力量，总结反思足球的改革发展，应该在全国足球界达成一些共识。

　　5.加大对足球的领导力度，获得国务院的支持。按我的设想，足球的现有体制要做许多大手术，为此必须获得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支持。比如，职业俱乐部应该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管理构建中去，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地方体育局应该对本地俱乐部有辖制权，应该对职业俱乐部的决策和行为实施依法管理；对职业联赛的控制，对职业联赛中存在的“假赌黑”的治理，也需要公安部和地方政府的力量。这些工作都需要高层领导的力度，才能协调全国，统一行动。

　　6.要搞好足球，首先要把足球中心（足球管理中心——编者注）搞好。足球中心在足球长期失治的混乱中，在足球的各种利益群体的分化中，组织体系和人员素养存在很大问题，对足球中心的人员和工作应该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

　　7.按照中国足协的章程和社团法的要求，足协今年12月必须完成换届任务。鉴于足球的社会影响力和惯例，如果要“热处理”，建议由总局主要领导任足协主席，主管足球工作的副局长担任执行主席，以加大足球行政领导的力度。如果“冷处理”，主管足球工作的副局长担任即可。由于时间紧的关系，本次换届不再搞大部头的文件，以足球界反思为主线，09年完成足球改革调整的方案下发执行。

　　8.足球中心换一把手，应该任用熟悉足球工作的人。足球的问题非常复杂，如果再换一个新人，很难短期搞清楚足球的问题，我向党组举荐南勇同志任足球中心一把手，他的能力是够格的。

　　9.（此处省去96字）

　　10.关于申办男足世界杯。今后的足球是“冷处理”还是“热处理”？为了解决当前足球积重难返的问题，精力集中在治理整顿和基础重构上，可以考虑“冷处理”。为了托住即将面临的足球滑坡，可以考虑“热处理”。“热处理”最好的办法是申办男足世界杯，给市场极大的利好信息，重树社会信心，凝聚社会资源。国际足联实际上非常看好中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布拉特多次和我探讨中国的申办问题。他们的想法是2014年世界杯到巴西，2018年回欧洲，2022年到亚洲，亚洲他们最看好中国。从操作上，他们想把2018年和2022年绑在一起申办，以协调欧亚两大洲的利益。我国申办，可能性比较大。

　　最后，我要感谢党组，能把我派去搞足球，就是对我的莫大的信任。为了报答党多年的培养和信任，我也是竭尽全力地去工作了。三年半时间，我干得很苦，忍辱负重，忍人所不能忍者。但是，我没有完成任务，我诚恳地请求党组批评我、教育我、处分我。

　　谢亚龙

　　2008.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