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安队现任主帅洪元硕的手提电脑里只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是老式的宽幅黑白合影，岁月的磨蚀已经让颜色变得略有发黄，但依旧能清楚地看到，照片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开心地笑着。

　　照片里，队伍中间的两人举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一九七三年全国足球联赛第一名”的字样，锦旗由国家体委颁发，“第一名”的字样尤为突出。照片的背景是一个足球门和一片空旷的看台，洪元硕说：“那里是先农坛，是老北京队曾经的主场，这是我们北京队夺得那年联赛冠军之后的合影。”据说，照完这张照片，一天之后，洪元硕便由北京队上调到国家队，当时拍摄这张照片也算为他送行。

　　37年后，年逾六十的洪元硕还清楚地记得照片里每个人的名字，“第一排左边数第五个是马元安，穿21号的是李维霄，商瑞华在他旁边，还有金志扬，主帅史万春先生站在最左边……”

　　金志扬、马元安、商瑞华、郭瑞龙、张衡、李维淼、洪元硕……1973年的这张北京队的合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明星照”。当时谁都没想到，照片里的绝大多数人，后来要么做了国字号球队的教练，要么执掌足协，要么则成了中超优秀教练，几乎都成为了中国足坛的中流砥柱，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站在后排最左面的教练史万春的培养。正是史万春的呕心沥血，让北京的1973年，变成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年代，照片中的人，在之后若干年间，成为中国足球当仁不让的中流砥柱。

　　纯真年代的血脉贲张

　　追寻1973那支北京队，必须从1960年前后开始说起，因为那时候，这批队员才刚刚入队。

　　年逾七十的工人张福海回忆说，50年前，他到先农坛看球的时候，球票最便宜的2毛钱一张票，最贵的8毛。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1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4毛钱可以吃一顿饭。“那时候，宁可少吃两顿，也要看上一场球。”张福海说，从自己20岁的时候开始，每天下班，如果先农坛那边有球，他就会去看。

　　1953年起，国家开始重视足球，贺龙元帅曾亲自选拔了一批年轻球员，送到匈牙利去留学，其中就包括年维泗这样的日后在中国足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年之后，学成归来，组成第一届国家队。到了1956、57年，国家足球队已经有了很高的位置，热身赛中总能打出不错的成绩，“虽然起步晚，但当时的球确实好看”，张福海回忆说。大街小巷里，谈论足球成为一种潮流，由于当时通信并不发达，甚至有的人专门跑去到商店听足球比赛广播，著名足球解说员张芝成了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声音。而由于国家队在北京老山集训，北京则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优秀足球人才聚集的地方。

　　1959年前后，国家队分成红、白两队。其中，红队的实力略胜一筹，年维泗、张宏根、张春秀等名将留在北京，而白队则到了天津。虽然留在北京的大部分球员都来自全国各地，真正北京选手很少，但北京的足球氛围却因此而格外浓厚，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学习踢球。

　　同年，第一届全运会召开，红队虽然参加了比赛，但并不能代表北京出战。北京市体委以北京青年队为基础，组队出战全运会，当时球队的主帅正是史万春。早年在球员时代时，史万春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球星，新中国成立之后，史万春也是北京队第一批的队员，并且最终被选入第一批的国家队，担任国家队队长一职。但不幸的是，由于在表演赛中受伤，史万春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球员生涯，转而成为北京足球界最负盛名的教练。在执教北京青年队之前，他曾经作为中国第一批外派的体育专家，前往越南任教，在返回中国之后，立刻接手北京青年队，并着手投入全运会的准备。最终，当年刚组队不久的北京队，在史万春的带领下，夺得了全运会的第三名。

　　这样的执教成绩，坚定了史万春在北京足坛施展大抱负的决心。在次年，他开始从中学生中挑选球员，为北京足球积蓄人才储备。

　　为了吃肉，也要好好踢

　　全运会之后，1960年，北京队进行了改组，当时正值全国产业队撤销，因此产业队、大专院校队成为北京队宝贵的人才库。

　　金志扬、商瑞华、郭瑞龙和张衡等人，当时还都是中学生，但已经是各自校队里出类拔萃的骨干。时任北京青年队主帅的史万春主要负责年轻球员的挑选，事实证明，史先生是一个极具慧眼的伯乐，正是他发现了金志扬、商瑞华等人，并将他们带到了当时在先农坛的北京青年队。

　　对于如今大多数年过半百的人来说，上世纪60年代是痛苦的开端，从那开始，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国贫民困，吃饭都成了问题。而运动员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最起码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可以吃得不错。“当时运动员和飞行员享受同等待遇，每个月有45块钱的工资，一天一块五，这样就每天都可以吃到肉了……”张衡回忆说，因此能够被选入北京青年队踢球，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十分幸运的事。

　　“为了这口饭，也不能不好好练，所以当时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张衡说，当时全国联赛是赛会制比赛，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练，比赛的时候分两个赛区，上半年抽20天出来集中比赛，下半年再抽20天集中比赛。

　　1964年之前，一直是由北京青年队代表北京参加全国联赛，为了提高球技，取得好成绩，球员都主动地加班加点训练。“当时是一天三练，早上、上午和下午，”张衡说，相比现在的一天一练，当时的一天三练或许并不科学，但他们还觉得训练量不够。每天训练结束之后，张衡和商瑞华会等熄灯之后，自己加练。

　　“当时在先农坛体育场，每次10点熄灯之后，我俩就拿着球出来，对着水泥墙踢，练脚法。后来有声音，有影响了，我们俩就到运动员食堂，那边是四楼而且有阳台。我们在那里借着月光，练带球……”后来，两个人加练被教练发现了，教练怕他们过度疲劳，影响正常训练，就警告他们说，“如果再这么练，就停你们训练。”在那个年代，对球员来说，最痛苦的不是加大训练量，而

　　是停训。所以，那一拨北京队出来的队员，各个都是基本功很扎实，技术在全国都属一流的球员。

　　1963年，在史万春的带领下，以北京青年队为班底的北京队，夺得了当年全国联赛的冠军。这也是北京队历史上第一个全国冠军。

　　随后，在1964年，北京青年队正式升格为北京队。而时为年轻才俊的洪元硕等人，也从中学校队中脱颖而出，一年之后入选北京队。随后几年，北京队不断有人才涌入，选材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打小从胡同里踢出来的史万春，并不拘泥于正统的教育模式，在选材的时候，他听说当时北京某工厂有一对双胞胎兄弟，踢得特别好，于是史先生就专门去了一趟基层，看了两兄弟踢球。最初考察，感觉还不错，随后史万春又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比赛，比赛当中，两兄弟表现尤为突出，史万春于是做出了一个在当时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让两个“踢野球”的兄弟，直接进北京队。而这两兄弟进队之后，没有表现出丝毫地不适应，而且还越踢越好，最终成为国内顶尖的球员。这就是李维霄和李维淼兄弟，1973年初，他俩“破格”入选北京队的传奇故事，多年后一直成为中国足坛的佳话。刘德利、陈巨同也和霄淼兄弟一样，破格从工厂和农村提拔入队。

　　正是这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成为北京队1973年夺冠的骨干，也成为了今后中国足坛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文革时期的混沌

　　在张衡商瑞华们成长的那个重要阶段，文革是不能跳过的灰色记忆，因为这段时期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某些人的命运。

　　文革前，北京青年队刚刚升格为北京队，根据体委领导指示，球队要进行更新换代，补充新鲜血液。但就在这人员交替的关键时刻，残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全面停产的情况下，足球比赛也被迫停止。正在往上走的北京足球遭受重大打击。人心开始动摇，政治立场的摇摆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命运，所以先农坛里也分成对立的两派。其中，以北京队队长张衡为首的，是少量的保守派，又叫保皇派，这一拨势力人比较少，主要是一些年龄大的教练。其他大部分人都是造反派，包括马元安、商瑞华等人，都加入了造反派的阵营。由于保守派的人少，在斗争中，让造反派的给冲垮了。当时先农坛就成为了革命斗争的阵地，而且阵地已经被造反派占领。造反派开始在各种场合下打压保守派，甚至在运动员宿舍门口贴着大字报“欢迎革命者上楼，张衡等保皇派不许上楼，不许回宿舍”的字样。

　　在“停产闹革命”的黑暗时期，北京队中最深受其害的应当数教练史万春。当时史先生被当做反动权威揪出来了，随后是无情的批斗和谩骂，甚至殴打。史万春的家人甚至都做好准备，要被发送到西北去，幸好最终逃过一劫。不过，这在史万春眼里并不算什么，他最看重的还是他自己的徒弟。史老后来回忆说，在那段时期，他最庆幸的是，在殴打他的学生中，并没有一个他的队员，大部分都是来自田径队的。由于史万春好抽烟，有些足球队的队员，甚至还偷偷给他烟抽。不过，当时也有自己的爱徒，与自己己划清界限。“他们都还是孩子，是社会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

　　而当时球员忙于革命，比赛中断，大部分头脑冷静的人，为保持状态，也只能每日颠球、踢墙，保持球感。“在文革之前，北京队已经算是全国最强的队伍了，但被文革一耽误，很多东西都落下了。”张衡说，当时由于派系的不同，队友之间勾心斗角，队伍早已经不能再称之为队，北京队已经是一盘散沙。

　　直到文革后期，恢复生产之后，文革的阴影依旧难以散去。时逢八一建军节，为工农兵服务，北京队在东单体育场进行表演赛，已经憋了很久没踢球的张衡，想要上场比赛，“我当时觉得自己的技术真的完全没有问题，都可以高出别人一截，但最终还是因为是保守派，而被造反派剥夺了上场权利。”

　　直到1969年军管，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北京队才开始恢复正常训练。

　　北京队“接管”足坛

　　从周朝开始，先农坛便是王侯将相们祭祀先农神的圣殿，祭祀祈福，愿来年可以五谷丰登，牲畜满棚。70年代初，始终扎根于先农坛的北京足球，开始丰收。在这支北京队中，方中申、金志扬、马元安、商瑞华、郭瑞龙、李松海、洪元硕，包括曾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王俊生、北京市足协副主席张衡、张希岗，前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等，一批40年代生人的40后，开始大展拳脚。他们把北京足球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1970年，全国体育竞技开始恢复，北京队也开始重建。史万春重新担任球队主帅，球队又吸纳了李维霄、李维淼等新鲜力量。不过，在70年，联赛并没有恢复，取而代之的是全国集训。

　　第一年集训地选在广州，用张衡的话说，当时是“革命式的比赛”，一天一场，很不科学。由于过大的比赛密度，队员更容易受伤。在越秀山举行的一场比赛中，北京队碰上吉林，比赛当中，张衡与郭瑞龙撞到一起，重伤下场。这次受伤差点改变了他整个足球生涯。

　　“组织上原本让我退下来，但我还想踢，最后恢复了八个月，最终还是回到了球场上。”张衡说。

　　随后，1971年举行了同样的集训，只不过地址换到了上海。北京队已经逐步成型，与上海、沈阳、广东和天津一同，成为了国内一线队伍。

　　1972年进行的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标志着文革后期竞技体育的全面恢复。北京队在一场关键战役中，没拿下来，最后只获得了第三名，湖北意外地拿走了冠军。

　　一支经典的球队，必须有一座冠军奖杯作为祭奠，才能称之为经典。60年组建的这支北京队，由40后的球员担当主力，在1973年，达到顶峰。

　　是年，全国联赛正式恢复，这也是文革之后第一次进行全国联赛。各地都很重视，一共有38支队伍参加比赛。北京队在预赛阶段成都赛区以7战7胜，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前八名的决赛。第二阶段采取双循环比赛，分别在北京、天津两个赛区进行。第一循环北京队仅获得3胜2平2负，排名第三。第二阶段，北京队一路连胜，积分反超了上来，但依旧难以拉开距离。在北京地坛进行的北京与上海的关键一战，将左右冠军的归属，“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在地坛的黄土地上踢的，我们队的陈聚同一脚30米开外的远射，打了个世界波，攻破了上海队的大门。北京最后1比0赢了上海。”张衡回忆说，在比赛当中，他在一次倒勾解围中，肩膀摔到脱臼，但就一直打着绷带，坚持到了最后。凭借着这场关键胜利，北京队最终以21分的积分，继1963年之后，第二次捧得了全国联赛冠军。

　　虽然拿了冠军，但当时那支北京队并没有得到如今这般夺冠时的奖赏。奖金一分没有，除了象征着冠军的一面锦旗之外，每个运动员都发了一张“五好运动员”的奖状，以示鼓励，仅此而已。“当时享受得最多的，就是比赛中间，给倒一碗葡萄糖水，这就是很不错了，所有的物质没享受过。球鞋是一年四双，绒衣是两年一套，只要离队，全部交回。”老队员回忆说，尽管那样，头顶着全国冠军的光环，他们还是开心的。

　　由于在北京队中的出色表现，队中几名年轻球员也被征召进国家队，其中就包括洪元硕。

　　冠军之后，荣耀延续

　　1973年，是北京队里程碑式的一年。在留下了那张合影之后，那支“全明星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调整期。1974年年底，国家体委下达指示，各省市队伍过于老化，要进行更新换代。北京队相对比较年轻，但也需要换血，于是实行三七开。张衡等老一拨队员从一线上退下了，而洪元硕等几个技术较好的中生代力量，依旧留在队里，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从队长位置退下之后，年仅30岁的张衡，便成为了先农坛足球班的班主任。与此同时，北京队在获得73年的冠军之后，虽然没

　　能得到物质上的奖赏，但却有了更多的机会———出访国外，与外国球队进行交流。

　　能够出访，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而相对于比较封锁的环境，能够出去看看，也是莫大的荣耀。北京队的队员首先要经过政审，其中有的队员球踢得不错，但就因为家庭背景不好，一次都没能出去过。通过政审的球员，一个个都会鼓足了劲儿训练，等待着出访的机会。

　　“当时最开始接到的出访任务是去古巴和智利，每个球员情绪都很高涨，希望能好好训练，出去看看。”张衡说，但计划没有变化快，结果到比赛日期临近的时候，出访的地点变成了越南。由于当时中国援越抗美战争刚刚打完，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北京足球队带着政治使命，出访越南。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第一次派出足球队出访比赛。

　　由于越南刚刚经历战争，因此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我们过去的时候，越南一片废墟，惨不忍睹。会议室里，连个火柴都没有，只放了两盏煤油灯，五根香烟，想抽烟的就得到煤油灯上去点。”老队员回忆说。而到了胡志明市，那边甚至没有旅馆，队员们只好在两根树杈上搭一条板凳，凑合着休息。比赛之后，甚至没有热水洗澡，要先从井里打水来洗。

　　除了出访之外，北京队还承担着“接待外宾”的义务，每逢有国外球队过来打友谊赛，北京队都会积极迎战。1974年，邓小平复出，恰逢北京队在先农坛与乌干达猛虎队进行热身赛，比赛过后，邓小平亲自走下场地，和运动员一一握手合影，“我现在还记得小平同志当时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一个个地问我们好。”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直到现在，张衡都颇为激动。由于当时新闻媒体稀少，每场比赛之前，只有《北京晚报》会等出第二天比赛的首发名单，比赛之后，几家北京媒体也只是略微地交代比赛的过程，因此即使再重要的比赛，传播率也不是很高。“幸好当场还有一个摄影记者在，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照片。”张衡指着和邓小平的合影说。

　　73一代留下先农坛精神

　　虽然从7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逐步打开国门，开始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但由于信息传达的匮乏，中国人在思想上依旧保守。体现在足球上，就是喜欢看球，但不敢追星。

　　“有一年美国宇宙队来访，贝肯鲍尔等好多明星都过来了，当时他们准备了很多照片，想送给球迷，但没有人敢要，因为拿了会违反外事纪律。”张衡回忆说，那个年代，人们脑子里只有足球和纪律，“我们到古巴大使馆参加酒会，都要喊着一二一，排队进去。”不过，正是这样单纯的年代，造就了更加朴实的一代，他们脚踏实地，在机会来临时，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随着73一拨北京球员逐渐退出，新一拨年轻的球员也脱颖而出，其中就包括我们后来所熟知的沈祥福。1975年，张衡带着73那一批队伍，前往非洲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比赛。三个月的时间，共走了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四个国家，沈祥福也随队出访。

　　“我记得当时沈祥福还是个年轻球员，不过很有潜力，他踢左边锋，在非洲比赛的时候，我们有意给他机会，让他锻炼。结果却体现出意想不到的作用。有一场比赛，第一个球就是他打进的，打了一个左下角，很漂亮。”张衡说，那时候的沈祥福只顾着踢球，人比较内向，不善言辞，每次发言都不太能说。大多时候都让其他人代替，没想到他后来能成为如此优秀的教练，甚至是国字号球队的主帅。

　　在73年那一批队员中，洪元硕算是退得最晚的，他一直踢到了32岁，才从一队上下来。对于洪元硕当年踢球时的作风，老队友也颇为赞赏，“他踢球踢得不错，虽然比较瘦，但特能扛，而且速度快，脑袋好使。”张衡说，洪元硕在退役之后，也成为了先农坛足球班的教练员。经过世事沉浮之后，最终在09年走上了现在的北京国安主帅岗位，并带领北京队，即1973年之后，又一次获得了全国联赛冠军。洪元硕本人也成为同时在球员时代和教练时代，都带领北京队取得冠军的北京足球第一人。

　　几十年后，曾经的73一批“老北京”，年纪较小的洪元硕，如今都已经年逾六十。而在各自的足球生涯中，1973一批又走出了各自不同的精彩。现在无论是依旧在足球一线上工作的，还是已经退休的，老队友之间依旧会保持联系，偶尔还会一起说说球。“时代虽然变了，但对于足球的理解，是不会变的。”洪元硕说。

　　而关于为什么北京1973会出那么多后来影响中国足球圈的名人，几位当事人观点也都差不多：“我们这批队员所处的历史环境，所接受的教育，都比较简单，比较朴实。形成的世界观，对足球的理解，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很踏实，而且善于钻研。我们都能把足球作为一种事业，作为内心执著的追求。这是现代的球员所做不到的。”张衡说，“一辈子，就做一件事，能把这件事做好就很不容易了。”

　　70岁的球迷张福海，如今依旧活跃在北京职工足球圈里，每周有球的时候，如果自己身体状态好，也会去踢上两脚。提起当年看北京队73年夺冠时候的场景，老人家依旧满脸欢喜。“那是心底里最纯真的感情，那时候看球，真的是打心眼里为北京队着急。看着球队夺冠，甭提多高兴。现在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也跟着看北京的球，北京的球也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总有股子劲儿在里面。”他说。1973一代传下来的“先农坛”精神，正是张福海所说的北京足球的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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