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报披露的一个细节令人慨叹——在南勇正式上任后的2月份,总编辑刘晓新赴京出差,因为《足球》报是中超公司的赞助商,与南勇见面吃饭。当时联赛即将开打,而赞助商还没着落。
“这一晚,南勇为表达对合作伙伴的诚意,差不多喝了8两白酒。”饭局结束时已是11点30分,就在话别过程中,中超总经理吕枫提醒南勇:“南主席,得快点了,耐克那边的人还等着呢。”
不久,传来了耐克每年出资1500万美元赞助中超联赛的消息。
大鱼入水
向本刊记者谈及南勇时,新华社高级记者杨明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大鱼”。他说,这条大鱼的出水,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养着这条鱼的水是不是毒水”,“会不会毒死更多的鱼”。
那么,南勇这条鱼,是如何游进足管中心这潭污水的呢?
根据《足球》报的调查,1980年,18岁的南勇考入沈阳体育学院,1982年当选沈阳体育学院的学生会主席。1984年,南勇从沈阳体院毕业,被国家体委选拔干部的人员挑中,进入体育总局,长时间在人事司工作。在体育总局人事司期间,南勇表现出色,被认为是总局内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当时有“几小龙”的说法,南勇就是其中之一。
1997年9月,一纸调令,36岁的南勇从国家体委人事司干部处的处长,成为了中国足协历史上最年轻的专职副主席。
而他引起公众瞩目是在第二年,“3号隋波事件”。
当时,央视《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采访出席新闻通气会的南勇,面对刘犀利的提问,对着镜头,在人事司训练有素的南勇慌了阵脚,无法确切回答问题的他,连着说了18个“这个”,并被剪辑播出。
后来,因此事,《足球之夜》一度被足协“封杀”,而时任足协当家人的王俊生也向南勇表示了歉意,说不该让不了解情况的他去参加新闻发布会。
若干年后,南勇向媒体解释,“当时虽然我已经到了足协工作,但是一直留在人事司那边交接工作,那天突然说让去参加这个发布会,但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到那之后,面对媒体这么敏感的事情又不能乱说,只能表现得那样。”
这段人事干部的青涩经历,给李承鹏留下深刻印象。2000年左右,黎巴嫩亚洲杯。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电梯内,李和南勇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南勇看上去比电视画面要显年轻,给人的感觉甚至有些腼腆。”李承鹏说。在他的印象中,很快,南勇适应了足球这个复杂的江湖。
铁腕治军
有心人看到,南勇第一次公众亮相,选择了民间青少年足球活动——北京越野足球俱乐部的青少年足球大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很多人认为,这才是中国足球的未来与希望。
上任仅仅两个月,南勇推动组建了中国足协新一届纪律委员会,改变了过去由足协工作人员和部分地方足协负责人组成的情况,新一届的11名成员由9位律师和两位资深体育人士组成。
“我们纪律委员会处理了30多起事故,但是没有接到一个来自南勇的电话。”足协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徐家力说。当初,接到足协人员的邀请电话,他一片模糊,为什么找到他,他也不明白。
“南勇还是希望在他的任上,干出点事情来的。”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这是很多业内人士的一致观点。
“足协就他一个是敢担当的人,他是忧心忡忡。”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宇说。
“他对我说,张总,中国足球怎弄啊?真的弄不上去吗?要我们做什么?我是被他感动了。我说你要听实话吗?没有希望了。他问我为什么没有希望?我说体制问题。不是一两个干部能改变面貌的,是体制本身有问题。你们不培养青少年踢球,不认真搞联赛,国家队能上去么?他问奥运会有没有希望?我说没有。你放弃吧。他被感动了,说我不知道你对中国足球这么了解。这让我很温暖。”
尽管对这个体制心知肚明,南勇终究是干了下去。“他非常敢干,处理事情非常硬。”张宇说。
在李承鹏的印象里,南勇非常严谨,思路清晰,工作敬业,甚至有些冷酷。“如果他当年没有去国家体委,而是去报考公安部的话,现在很可能是专案组组长,负责抓另一个叫南勇的人。”
南勇的“狠”甚至连米卢都畏忌。
2000年,南勇签下了世界著名教练米卢,中国足球渴望这位神奇教练能够带领中国队闯进世界杯。2001年米卢私自去阿根廷看世青赛,南勇要求米卢带着辞职报告到足协。十强赛客场挑战卡塔尔队时,米卢想搬到没有队员居住的一个楼层,南勇的回答是:“如果他要换房,让他拿着辞职报告来见我。”经过了几次交锋,米卢彻底地败下阵来。
“南勇可以跟米卢拍桌子啊,很多次争论,而且队里边的作风他也抓得紧。队员吊儿郎当的不行。他不迟到,不早退,如果让他写一个很急的文件,他会熬个通宵把它写出来。他的神经特别坚强。”李承鹏说。
李承鹏回忆,当年距十强赛只有一个星期时,国家队全队大面积感冒。米卢坚持上高原训练,南勇坚持国家队应该马上去沈阳。在感冒的情况下上高原是会加重病情的。“南勇告诉米卢,你要去高原你现在就辞职。”
2001年十强赛,客场对阵卡塔尔时,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李玮峰最后时刻顶进一粒头球,帮助中国队战平卡塔尔。紧张万分的米卢跑过去想热烈拥抱南勇,李承鹏观察到,让米卢没想到的是,南勇冷冷地看了米一眼,只给了个象征性的动作。
米卢在离开中国的时候说,中国足协所有的主席里,他最佩服的,是南勇。
脾气火爆的杜伊后来成为中国国奥队的主帅,公然对时任足管中心主任的谢亚龙发飙,但是他也承认在中国自己最怕的就是南勇。2006年多哈亚运会前,南勇出手重罚了山东鲁能的崔鹏。当时崔鹏是山东鲁能的希望之星,但他在国奥队却经常玩游戏到深夜,甚至缺席球队训练。为了严肃球队纪律,南勇将崔鹏开除出国奥队。这一举措让杜伊有所忌惮。此后,只要有南勇压阵,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国奥队,都没有队员敢违反纪律,他的强势可见一斑。
而每逢国家队外战,南勇一定随队出征,有人说,南勇不在队伍就打得不好。
李承鹏说,如果细细品味人们对于足协官员的称呼,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大家称阎世铎为“阎掌门”,称谢亚龙为“谢主席”,称张吉龙为“龙哥”,对南勇的称呼则是“南头”。
一个“好人”
在恶评如潮的中国足球圈中,南勇一直保持相对正面的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细细究来,这和他的另一面有关。
陆幽回忆,就在她和南勇那最后一次长谈中,南勇说起了她和黄健翔之间的官司,这让她很惊讶。“圈里都知道我的事,有人对我说,其实南主席挺为我说话的。但因为他的身份不适合公开场合来支持。”
李承鹏也提到,尽管他和南勇来往不多,两人唯一的一次共餐,还因为话不投机,各丢下100元钱走人了事。但是,他每次给南勇电话,南即便不是当时接听,后来必然会回拨过来,询问何事。
不止于媒体,曾和南勇打过交道的中体竞赛管理集团副总裁王奇对他也以“够哥们,讲义气,年轻时的朋友不管他在什么位置上,他都认”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