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去的河

　　2006年初的中国足坛，表面沉寂，实则暗潮汹涌。谢亚龙上任一年了，除了在体育总局的支持下，搬出朱广沪来拯救中国足球，再无其他建树。

　　老朱筋疲力尽地爬坡，而谢亚龙在2005年一年里瞄着老朱。谢亚龙的情感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想肩负重任的国家队和国奥队的主教练都让朱广沪一人独当。

　　谢亚龙走马上任后，第一任务就是坚决而又全面地执行前任阎世铎制订的“中德合作计划”，即包括聘德国老头克劳琛为国奥主帅，以及中国队到德国训练一揽子事项。

　　后来的事就难堪了。

　　2005年世青赛前后，中方与克劳琛的矛盾不断尖锐，最后导致老克被弃用。

　　被弃用的克劳琛又被谢亚龙惦记上了，这位德国老古董被搬来搬去，有多少是权力斗争的因素，有多少是出于国奥战略的真正需要？早知道克劳琛更适合国奥队，为什么2005年世锦赛后不签下他？现在走回头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白浪费了半年多时间？

　　足协的工作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这条河太宽了，总也过不去。

　　2006年狗年要到来的时候，新的一年，许多球迷都希望能横空出现一只导盲犬，管它是京巴还是黑贝，只要认路就好，以免老谢率领中国足球大军奋勇前进时掉到阴沟里去。

　　2006年的中国足坛可谓雄关漫道。亚洲杯预选赛马上就要开打了，朱广沪能走多远不取决于小组赛的成绩，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普遍是包子，吃下它们并不难，但要打好2007年亚洲杯决赛，或者说备战好2010年世界杯，朱广沪究竟有什么本事？

　　老朱上任时，他最先喊出“疯狗精神”，可谓提前过了狗年。

　　2006年初，他又老歌重唱，高喊什么需要更多“疯狗”！疯狗除了盲动、歇斯底里之外，又有多少智慧可言？

　　其实老朱和老谢一样，先别抱着疯狗大腿不放了，他需要的也是一只导盲犬而已。

　　遥想2006年初，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谢亚龙不想让朱广沪大权独握了。2005年初，什么“5+2”模式组队方式，实际就是足协让老朱“集权统治”的一个先兆。后来该计划流产，但老朱实际上也在肩负着国家队与国奥队双重职责。克劳琛再次出现，一方面不再神话朱广沪，主观夸大他的能力，再有就是意味着去年制订的国家队“闭关锁国”的思路可能要被打破！

　　在这种大背景下，刘健生吸食毒品了，媒体掀起的打假扫黑的高潮来了。

　　有事找警察

　　2006年3月12日，《辽沈晚报》连续四五天的揭黑报道，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呼应，由国内二十多家主流媒体组成的扫黑同盟也宣告成立。媒体毕竟不能承担司法职能，要想真正打黑，必须借助司法力量。

　　我们决定把上海举报人H提供给我们的涉黑线索送给中国足协。

　　这个任务，我委派了三个记者，即与我去上海会见举报人的邱国栋以及《辽沈晚报》的另两位记者，姚广安与董丽纳。

　　邱国栋一行坐了一夜的火车，抵达足协附近的落脚点时，是12日上午9点半左右。

　　小邱先打电话给足协的新闻办主任董华。

　　董华说他正在外面布置会场，下午要召开中超冠名的新闻发布会，他一直在忙活这件事，稍后安排见谢亚龙一事。

　　谢亚龙的行程安排，早已在媒体上曝光。他当天下午要参加中超冠名的发布会，第二天要飞去西安参加中超开幕式，唯一的见面机会就是中午到来前的那两个小时。当董华在半小时后还无消息反馈过来时，小邱等三人果断决定，直接冲向谢亚龙的办公室。

　　这一次，进足协的小楼没有往日那么困难，门卫的大爷问了不到两句，就抬手让几人上了二楼。此前有报道称，足协已经买了一座新的办公楼。从谢亚龙“王朝”现有的办公条件来看，“乔迁”似乎真的已成了箭在弦上之势——阴暗低矮的过道里散发着一股湿气，每个办公房间都不超过12平方米，剥落的墙皮和裂缝的棚顶随处可见。

　　终于，谢亚龙和南勇在一间办公室里接见了几个记者。

　　这房间显然不是会客厅，房间里连一张多余的椅子都没有。谢亚龙与南勇站着与几个人交谈。谢亚龙的眼睛一直弯弯地带着笑意，言语之中虽然偶有坚定之辞，但总体上流露出的还是一种无奈情绪。

　　南勇的话语则一如既往地充满着他惯有的激*彩，但延续的却也是谢亚龙的那种无奈：“中国足协比谁都更想把联赛整治得干净透明，不过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确实超出了中国足协能力控制的范围。我们只能提请司法介入。现在，只有公安部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足协的行业管理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包括你们报纸，都不十分相信中国足协在扫黑问题上的能力。”南勇很无奈地说，“但是，中国足协现在真的很希望把联赛环境搞好。2005年中超‘裸奔’了一年，这其中的苦楚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很重视你们这次行动……你们现在来向足协反映情况，真的不如直接去公安部进行举报，这才是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半小时后，大家都站得有些累了，谈话结束。邱国栋提出要拍照，谢亚龙同意了。

　　“等一下，我先换件衣服。”他回身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一件西服，换掉了身上的夹克衫。镜头里出现的是谢亚龙西装革履的一张笑脸。

　　几个小时后，他穿着这件西服参加了中超冠名的发布会。二十几个小时后他又带着同样的表情出席了中超开幕式。临时换上的西装，镜头前故意摆出的笑脸，似乎都在折射着谢亚龙那种深深的无奈。

　　2009年11月初，早已下课的谢亚龙在中体产业的董事长位子上已坐了八个月之久，他在这里的日子照样难过。从中体产业8月份公布的半年报来看，他上任半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中体产业受大盘一路下挫的影响，市价也一路走低。

　　这是否与谢亚龙从足球圈儿里混得的名声有关？人们不得而知。

　　如今的谢亚龙，他是否在关注足坛打假扫黑的风吹草动？如果关心，他是否能意识到自己应负的责任？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运动员出身的谢亚龙在2005年到足协之前，算得上是一个有成就的业务干部。他对中国体育作出的贡献，应该是2000年他担任田管中心主任期间。

　　当时，恰逢袁伟民扶正，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他面临着两个艰巨任务——一是悉尼奥运会，二是北京奥运会。因为北京奥运会是一项政治任务，这就要求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宁可不要成绩，也不能在兴奋剂上出事儿。

　　谢亚龙的用武之地来了。在袁伟民的支持下，他与总局兴奋剂检测中心密切配合，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少到26人，其中损失最大的是马家军。

　　袁伟民在不久前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对此事津津乐道。如果谢亚龙退休之后想写*，也完全可以把自己当年的铁腕行动上升到政治高度，以此来弥补自己搞足球留下的缺憾。当年，毕竟他是具体执行者，而袁伟民只是顺手摘了桃子而已。

　　记得谢亚龙在2008年9月9日下课后，我和一位资深的体育官员聊天，谈到了2006年3月谢亚龙的沈阳之行。我当时的感慨是——如果谢亚龙那次来沈阳是找《辽沈晚报》核实上海举报人H先生提供的涉赌线索，商讨或落实司法介入的具体事宜，真正意义上的打假扫黑行动也许三年前就开始了。如果在行动中有百八十人落网，导致中国足球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他也会在中国足球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另一种假设是，三年前谢亚龙来沈阳，如果他不是选择辽足俱乐部做观摩的对象，而是选择沈阳金德俱乐部，也许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足球存在的危机，进而影响他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