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高丰文便与感到委屈的陈涛进行了一番长谈。他坦率地告诉陈涛，“甲B不是你的出路，等下一次有好的俱乐部来了，我第一个推荐你！”

　　两年之后，陈涛被甲A球队沈阳金德俱乐部选中。这一次，高丰文非但没有阻拦，甚至还在费用上大开绿灯——5万块钱，沈阳金德只花了5万块钱，就把高丰文的“首席产品”买到手，而7年时间里他给陈涛免的学费都达10万之多。

　　对于以通过生产和出售优秀球员，为学校持续发展造血的职业足球学校来说，高丰文此举无疑是“感情用事”。

　　后来，表现出色的陈涛成为了中超各支球队当中最年轻的队长。联赛中的优异表现，让他在离开高丰文足校的第二年就入选了国家队，日后还成为了国青队的队长。

　　陈涛的成功似乎说明了高丰文足球学校培养模式的成功，但是单一的球员输出路径，多数时候等待买家上门的被动，却成为其日后发展生存的最大隐忧。

　　“高指导的精神值得敬佩，但是实话实说，培养模式落后了。”沈阳当地媒体一位专职足球记者向《中国周刊》感慨道。

　　对于球员输出的途径，高丰文曾经尝试过组建自己的队伍，注册俱乐部外参加各个级别的比赛，一是锻炼队伍，提高足校影响力，二是给队员更大展示自己的舞台，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表现，输出更多队员。

　　因为资金缺乏，队伍始终没有组建起来。

　　活着

　　2005年5月18日，是高丰文足球学校建校十周年庆典。

　　国内三十多家媒体前来采访，辽沈足球圈内的搞足球的头脸人物全都到齐，宋世雄、张斌、刘建宏等央视名嘴也特意从北京赶来。

　　而在十年辉煌之后，高丰文足校开始一路走下坡路。最明显的陨落表现是学员数量的减少，而这对于主要以收取学员费用维持运营的足球学校来说，简直是不能承受的打击。

　　高丰文说：“其实2003年之后就走下坡路了，2001年中国第一次冲入了世界杯，足球热情被点燃了，练足球的孩子又达到一个顶峰。等到世界杯的热潮一退，再加上中超初期的混乱，到了2005年左右几乎就是急转直下了。从2004年到2006年，每年学员差不多以15%的速度在减少。”

　　高丰文曾经开玩笑说，当年到鞍山挑选陈涛这批人的时候，学员是用大客车往回拉的，而现在就是开个小轿车去也不见得拉得满。

　　面对学员减少的困境，高丰文开始降低学员的学费和教练的工资。学员学费，从甲A十年时期的一年最高两万元，一路降到了一万二，最少的时候甚至降到了一万元。教练的工资也由四千多降到了两千多。

　　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足校在成批的死去。

　　在高丰文创办足校的第二年，辽宁省足协公布数据，辽宁最多的时候有21家专业足球学校，1200多个孩子在学踢足球。2003年尽管学校数目减少了3所，但是学员数量一下子猛增到1539人，成为了学员最多的一年。而《辽沈晚报》一位资深足球记者说，“这都是正规注册的学校，还有没注册的呢，实际上差不多有70多所。”

　　从2004年开始，辽宁足球学校的学员数量明显开始下降，尽管和2003年一样仍有18家足校，但是学员却由2003年的1539人锐减到958人。

　　学员急剧萎缩之后是成批的足校纷纷倒闭。到2005年，辽宁省足球学校只剩下8家左右。到了2007年，沈阳市足协名下的足校只剩下高丰文足校，辽宁省足协注册的也只有一所奥宏足球学校。

　　“有气无力，剩下最后一口气了。”高丰文说。

　　2008年奥运会之前，高丰文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了时任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谢亚龙。谢亚龙抓着高丰文的手说：“当初全国三千多所足球学校，现在只剩下你们几十家了，到年底政策上可能会有微调，高老你一定要坚持住。”

　　奥运结束后，谢亚龙下课了。他所说的政策微调，高丰文至今没有看到。

　　最后一搏

　　成立了15年的高丰文足球学校，在2009年的夏天，正在发生一些从未有过的改变。

　　原来宿舍楼的一楼、二楼正在被改造成老年公寓。在一楼大厅的地板上，躺着几块门板，上面大红的福字布满了灰尘。高丰文介绍说，这个老年公寓是一个慈善机构，得到了沈阳红十字会的支持，“赚不了多少钱”。

　　高丰文更没有闲着，招新队员，寻求合作伙伴——他决意进行他54年足球生涯的最后一搏。

　　“招最后一批孩子，用四到六年的时间来集中培养，最终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穿上国字号的衣服，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我就知足了。”他说。

　　为了最后一搏，高丰文甚至开始从未有过的妥协。

　　他放弃了坚持了15年的独立培养模式，开始寻找合作对象进行联合培养。在最后一批孩子身上，高丰文希望采取“334”的培养模式：家长出3份，合作单位出3份，最大的一份他自己来掏。

　　“只要给投点钱，把小崽儿培养出几个来，将来把人给他们都行。”高丰文说。

　　他的这个愿望曾经一度成为现实。去年5月份，沈阳当地一个企业老板主动找到高丰文，双方经过商量达成一致：企业出培养经费，高丰文负责招生训练。

　　因为是免费培养，招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高丰文亲自挑选了27个孩子，最大是95年出生，最小的99年，加上3个教练，总共30人。2008年底，高丰文带着这30人奔赴柳州，进行冬训。

　　冬训过程中，70岁的高丰文甚至亲自上场为球员做示范，每天早上喊球员起床。他仿佛回到了刚刚创立足校的那些美好日子中。

　　昨日没有重现。今年年初，合作企业一纸传真，突然通知高丰文要停止经费支持，“暂缓”培养项目。

　　“你说什么叫暂缓？这不像工程啊，也不是盖房子啊，盖到一半可以不盖了。培养了半年多，小崽儿们怎么办呢？”高丰文很是恼火。

　　他找到合作企业，想要问明白究竟怎么一回事。对方告诉高丰文，“暂缓不是不办了，是暂时停止。”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到最后，高丰文明白了，问题出在一个“钱”字上。

　　对于自己的遭遇，高丰文一直都在回避“被骗”的说法。他不愿得罪还有可能合作的企业，“能够找到一家合作企业不容易，说骗，人家不愿意听。”

　　“最后这一批成功的希望都多大？”《中国周刊》记者问他。此时，9月12日的下午，高丰文足校的上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风雨过后，总会迎来彩虹，厄运之后，总会有奇迹。”说完，他拿起桌上的茶杯，猛喝了一口茶，半响，嘴里又挤出三个字，“或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