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夏天，为高丰文看家护院十二年的旺旺死了。

　　旺旺是一只狼狗。1997年的初秋，高丰文把它从北京带到了683公里之外的沈阳，然后又沿102国道一路向西，来到距市区14公里之外的胡台镇。1994的冬天，高丰文第一次来到这片“将下半辈子耗上”的土地，没有一棵树，枯败的野草从积雪中探出头来，呼呼的大风，将他一头白发吹得东倒西歪。

　　在那个冬天，所有第一次来这里的人，看过这番景象后都会摇头。有的人忍不住会问，“高指导，你说这事能成吗？”

　　56岁的拓荒者

　　这事真成了。转过年来的5月18日，高丰文在这片荒地上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职业足球学校：高丰文足球学校。

　　高丰文的老伴王秀文，曾经也认为这是“没谱的事儿”。作为1960年代辽宁女篮的领军人物，王秀文在48岁的时候就选择提前退休，回家照顾小孩。高丰文那时还是国家队的主帅，常年不回家。

　　“当教练的时候整天担惊受怕，还被人骂，受委屈，现在好不容易退下来了，就别折腾了。”她心疼老伴。

　　但是当王秀文看到丈夫“铁了心”之后，她就随高丰文来到了这片荒地。同为56岁的两位老人，开始了一场“足校拓荒”。

　　最大的困难是没钱。“我当国家队教练的时候，一个月才300多元的工资，哪来的钱？”高丰文说。

　　他拉下脸开始四处化缘。在拜访了大约30家企业之后，健力宝和蓝带两家公司同意赞助学校的建设费用。

　　筹足了建校资金，沈阳当地政府很快就把地皮批了下来，足球学校正式进入创办阶段。学校建设期间，恰逢沈阳市暴发特大洪水。王秀文经常拄着一根棍，行走在过膝深的水里，为装满建材的大卡车指路。后来，王秀文落下了做运动员时都没有患上的类风湿。

　　对于老伴的支持，高丰文笑着说“嫁鸡随鸡”，而王秀文则说这叫“嫁狗随狗”。

　　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一座占地100余亩，拥有5块标准场地和一块室内场地，各种配套设施齐全的高丰文足球学校正式落成。这事真成了。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甲A联赛正式开始。高收入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相信，“踢球，出名，挣大钱。”

　　“当时职业化刚刚开始，足球真是热啊，孩子们都想踢足球，最不愁的就是生源，家长也不计成本地培养，希望孩子踢出来，一旦踢出来，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高丰文说。

　　那时，高丰文足校大门口经常停满了挂着全国各地牌子的汽车，最远的甚至来自新疆塔城。

　　最兴旺的时候，高丰文足球学校有400多名学员，5块场地被占得满满当当。每逢周四下午的训练比赛，有球迷骑摩托车从沈阳跑来看。

　　在他们注视的这群娃娃中，走出了陈涛、杜震宇、王栋，走出了30多名国家队队员，走出了120多名后来的中超、中甲球员。这所在荒郊上建起的足校，一度被视为“中国足球的黄埔军校”。

　　做校长不做主教练

　　足校的红火，让高丰文陆续给旺旺添了三个看家护院的伙伴，“一只狗看不过来了。”

　　高丰文觉得，自己离心底的梦想——“把队员送进国家队，让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近了。

　　这不是一番冠冕堂皇的表态。熟悉中国足球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词，叫做“黑色三分钟”。而它最重要的当事人，就是高丰文。

　　1989年世界杯预选赛，高丰文率领中国队冲击意大利世界杯。在与阿联酋和卡塔尔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队分别在比赛最后三分钟被对手逆转，痛失出线权。

　　冲击世界杯失败之后，高丰文曾经收到过一封西安球迷的来信，信里夹着绳子和刀片。

　　他心里五味杂陈。“我能理解球迷，球迷都是可爱的，我们对不起这样的球迷，我也不甘心。”

　　“不甘心”成为日后高丰文创办足校最大的源动力。这被外界视为“换一种方式来实现未了的心愿”。

　　早在1984年，高丰文就曾经萌生过创办足球学校、培养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念头。

　　1984年，高丰文被足协派到法国学习。他参观了一家位于法国维希的少年足球学校。在足校走廊的墙上，他看到了一张该校毕业生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叫做普拉蒂尼。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这样一所学校？”高丰文决意培养属于中国的普拉蒂尼。

　　而为什么选择沈阳，而不是在人脉资源更丰富的北京创办足校，高丰文承认，“我被一种场面诱惑了”。

　　“1990年代初期，全国的足球环境都很好，但是辽宁在全国绝对首屈一指。举个例子，下午放学之后，全沈阳所有的足球场、操场都被踢球的人沾满了，而且外面站着看的人比踢的人还多，这是一个很诱人的场面。”

　　高丰文面对的还有另一种诱惑：去职业队做主教练。

　　1994年5月，高丰文回沈阳看球，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亲自飞到沈阳，把高丰文接到万达酒楼，对他说，“我做梦都在想你做我的主教练。”谈了两天，高丰文还是拒绝了“比现在任何一个教练都要高的价码”。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王健林的金元政策让大连万达甲A十年七夺冠，主教练迟尚斌、徐根宝名利双收。

　　“我不想介入职业队，挣钱不是最重要的。”高丰文更愿意做一名足球学校的校长。

　　但是足校的孩子几乎都不喊他“高校长”，他们都喊他“高爷”。“听了心里舒服。”他说。

　　“高爷”的培养经

　　高爷允许队员们看电视，但是只能看一个节目，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

　　“那可都是国家大事啊，得了解啊，长见识啊。”他说。每天晚饭后，学校统一组织收看新闻联播，高丰文每次都是和学员们一起看。

　　有时候，学员会趁着高丰文出去的时候，换台看别的节目，被发现后免不了挨骂，“熊孩子，你还想不想练了？想不想进国家队了？”

　　好好训练，被职业俱乐部挑中，被出售，俱乐部扬名，进国家队——这是校长高爷的培养经，也是那个时期中国几乎全部民办足校培养学员的基本流程。

　　这一培养模式下最典型的例子是高丰文的爱徒陈涛。1995年，建校第一年，高丰文去鞍山挑选足球苗子。陈涛第一个被他相中。因为陈涛家境困难，爱才的高丰文只收了他三年总共8000元的学费。那时候，高丰文足球学校统一的收费标准是15000元/年。

　　1985年出生的陈涛被放在了小班(84、85年龄段)，上午训练，下午文化课。81、82年龄段的大班则是上午文化课学习，下午训练。学员们的文化课学习都是在足校进行，教师都是从附近的公办学校里请来的。如果顺利完成学业，学员们能够拿到的是国家承认学历的职业中专毕业证书。

　　在全封闭的足校环境中，陈涛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玩命训练，耐心等待来学校挑人的俱乐部把自己挑中。

　　2000年，已经在高丰文手底下练了5年的陈涛，等来了第一次被挑选的机会。来自甲B的江苏舜天俱乐部一口气从高丰文足球学校调走了16个人，但是被公认为最具天赋的陈涛却没有被挑中，原因是没有得到高丰文的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