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瑞华就任中国女足主帅 谁“绊倒”了伊丽莎白？(2)

　　其实队委会制度绝非中国足球界独有。雅典奥运会后，总局下属各运动队都采取了队委会制度，中国备战奥运的队伍中有近50名外籍教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制度。而4年前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排神奇夺冠，事后总结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队委会制度。

　　知情人一语道破天机：制度没有问题，是执行的人出了问题。张健强和杨一民的离开也证明队委会制度并没有在女足得到良好贯彻：面对伊丽莎白的训练迟到，张健强想的不是如何协调，而是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杨一民也并未履行好他队委会主任的职责，女足“内乱”自始至终，他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的“不作为”也直接导致了他的“转岗”。

　　利益纠葛下的中国女足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得到的评价和遭遇截然不同，伊丽莎白的前任多曼斯基也一样对中方教练组“不感冒”。就当中国足协准备与其续约时，瑞典人干脆炒了足协的鱿鱼。外界关于多曼主动辞职有多种版本，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多曼向足协要权，要求足协将安插在她身旁的中方教练全部撤掉，而足协无法满足她的要求，于是双方一拍两散。

　　两任洋教练和中方教练组发生龃龉并不偶然。据一位曾经的中国女足工作人员讲，中国女足内部纠葛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外籍教练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各种利益平衡。

　　这个利益链的上游自然涉及足协高层。女足国家队是中国足球的“优质资产”，对高层而言，掌握一个传统优势项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抓住项目的关键是抓住人，比如说球队主教练，比如说领队，比如说队员。因此，在“长官意志”的强行干预下，中国女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帅位进行了5次更替，每一次换帅产生的负面效应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切推倒，重新来过。无休止的内耗的结果，是让中国女足从“优势资产”变成“破铜烂铁”。别说北京奥运会上难以取得好成绩，一支频繁换帅的球队，你能对它寄予多大希望？

　　中国足协的“伪问责”

　　现在中国女足终于站在了新起点。表面上看，伊丽莎白、张健强和杨一民都为中国女足前阶段的内乱承担了责任。

　　网络上很多球迷额手称庆，称中国足球终于进步了一回，以往为中国足球失利“买单”的总是主教练，这次终于直接“问责”分管女足的副主席杨一民。

　　当谈及杨一民“转岗”时，长时间游弋于中国女足的一位内部人士却这样告诉记者：“对杨一民来讲，是好事，绝对好事；对中国足球而言，这样的处理结果也没什么新鲜的。”

　　“你想啊，他现在撤总比北京奥运会后撤强，现在他彻底和中国女足脱钩，就是抛去一块烫手的山芋。现在来看，女足到了奥运会很难出彩，趁早走对他当然是好事。不然奥运会后，他会遭遇更加有力的‘问责’，而现在只不过是简单的‘轮岗’。”

　　因此，这次杨一民“转岗”并不是对他的“问责”，而是他一次主动的“战略性撤退”。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很欢迎这样的“换岗”，这样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杨一民面对伊丽莎白和张健强对掐时的“不作为”了。

　　杨一民的继任者同样不需要为中国女足承担责任，因为继任者本来面临的就是一个烂摊子。女足现如今已是“一穷二白”，离奥运仅有130余天，这种情况下女足只要“打出水平、赛出风格、不要添乱”便是最好的结果。

　　这样的“伪问责”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当真正需要“问责”的时候，却找不出一个适当的人来承担责任。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中国足协内部这种独特的“推诿文化”也不只是在个别人和个别事情上出现，很多情况都是“大家相互掩护，相互撤退”。

　　谁也无法预料商瑞华的结局最终如何，如果这样的“伪问责”仍将继续，中国女足的内乱或许仍将以另外一种“版本”重演。 本报记者 杨晓玲 朱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