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拉松为何落后？ 前国家队主教练剖析体制
这位2013至2015年受托执掌中国马拉松国家队的世界著名教练，对中国中长跑体制的深层弊病洞若观火。
眼看国家队战绩长期低迷，体育总局相关主管部门不惜砸下重金，从意大利请来一位世界著名教练，指望这位年近七旬、满头银发的传奇主帅能够扭转乾坤，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这里说的不是去年就任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的马尔切洛里皮（Marcello Lippi），而是2013年挂帅中国马拉松国家队的雷纳托卡诺瓦（Renato Canova）。
金牌教练
在世界田径圈内，卡诺瓦的成就和名气并不亚于足球界的里皮。
里皮以先后率领尤文图斯队、意大利国家队和广州恒大队创造辉煌战绩著称，而卡诺瓦则带出众多意大利和世界一流中长跑名将。
1971年，年仅26岁的卡诺瓦被任命为意大利400项目和4x400米接力队主教练——该国田径联合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部门负责人。
1973年，他参与指导的800米运动员Marcello Fiasconaro成为突破1分44秒大关的世界第一人。
1976至1985年，他改任全能运动项目国家队教练，1980年在丹麦率意大利十项全能队首次打败劲敌英国，队员Alessandro Brogini还创下意大利纪录。
1986年，他成为马拉松国家队教练，主持在海拔2000米的塞斯特雷（Sestriere）设立训练营。两年后，在那里受训的Gelindo Bordin在汉城为意大利夺得奥运会马拉松首金。
他的女弟子Maura Viceconte创下意大利万米纪录31：05.54，以及马拉松前纪录2：23：47（2000年维也纳马拉松的夺冠成绩）。
1998年起卡诺瓦前往肯尼亚执教，翌年徒弟Christopher Koskei在塞维利亚世锦赛为肯尼亚赢得唯一一枚金牌（男子3000米障碍）。
2002年，他的另一个弟子Paul Kosgei第一次跑半马，便在布鲁塞尔半马世锦赛夺冠。
后来卡诺瓦索性辞去意田联科技总监（负责探索研究新训练法）一职，全力投入在非洲训练营的教练工作。他的门生包括：
3000米障碍男子世界纪录保持者、2003年世锦赛冠军Saif Saaeed Shaheen（肯尼亚裔卡塔尔籍，原名Stephen Cherono）；
2005年世锦赛3000米障碍女子冠军Dorcus Inzikuru（乌干达）；
万米26：30.03、排名史上第四的Nicholas Kemboi（肯尼亚裔卡塔尔籍）；
2009和2011年世锦赛马拉松冠军基鲁伊（Abel Kirui，肯尼亚），他也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马拉松亚军和去年芝加哥马拉松冠军；
2011年芝马冠军，曾在波马跑出当时的史上第二快成绩2：03：06、2015年在厦门创造中国境内马拉松纪录2：06：19的摩西莫索普（Moses Mosop，肯尼亚）。下图左为基鲁伊，右为莫索普
半马前世界纪录1：05：09、肯尼亚前万米纪录30：11.53保持者、莫索普夫人弗罗伦丝基普拉加特（Florence Kiplagat，肯尼亚）；她曾获柏林（2011/13）和芝加哥（2015/16）马拉松冠军各两次。
2016年芝马，出现男女冠军首次被同一教练的门徒包揽的奇观。
5000/100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埃塞俄比亚田径巨星贝克勒（Kenenisa Bekele）和美国“马拉松一哥”霍尔（Ryan Hall），也曾向卡诺瓦拜师学艺。
贝克勒是在2014年转型马拉松之后、备战2015年伦敦马拉松之前；霍尔则是从2012年底至2013年夏初（后恢复其“基于信仰的训练”）。
“三请诸葛亮”
因此，当中长跑国手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颗粒无收，田径军团遭遇仅收获竞走和投掷一金五铜的败绩之后，中国田协便将目光投向这位世界著名中长跑教练。
卡诺瓦当时作为国际田联项目的特约讲师，正在北京传授训练理论课。
2014年他在接受加拿大《田径画报》（Athletics Illustrated）采访时透露：
“我被中国田协要求启动一项提高中国中长跑运动员水平的计划。这件事发生在2012年11月底到12月初的三个星期内。”
他们提出让我指导马拉松女队，但我不感兴趣。2013年3月，耐力部门负责人直接飞到肯尼亚，来依滕（Iten，肯尼亚长跑名城）再度和我协商。
我告诉他，如果能够360度展开工作——可以试着改变整个中国中长跑的现有局面（2012年是中国跑者最糟糕的一年）的话，我也许会有兴趣。”
卡诺瓦想要的是全方位的权责，从人才遴选、各个省队的指导，到比赛日程安排和让运动员出国参赛的决定权。
田协邀请他同年5月在中国逗留两周，考察5月18日在营口鲅鱼圈举行的第十二届全运会马拉松比赛，此后又给田管中心主办的2013年田径耐力性项目教练员培训班讲课。
那次中国之行使他对中国马拉松的体制和赛程安排有所了解，也结识了一些运动员和教练。
9月他应邀再赴中国，观摩沈阳全运会，同时商讨聘任条件。
“他们接受了我的要求。自2013年11月1日起，我开始与中国田协合作，合同期持续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
对卡诺瓦来说，被聘为外国中长跑主帅并非头一回。2004年，在得意弟子Stephen Cherono入籍卡塔尔之后，他也出任卡塔尔中长跑队首席教练，一直做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
有趣的是，2013年卡诺瓦来华执教的年龄，恰巧与2016年“临危受命”的里皮相近——两人分别出生于1944年12月和1948年4月（他老家在都灵，里皮则来自托斯卡纳大区维亚雷焦市）。
2014年2月，他率领15名中国马拉松女子精英选手前往依滕训练，同时继续指导一直在跟他训练的非洲运动员。
“我和肯尼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做的事情，与我和中国田协的合作没有冲突。因为后者只对女子项目感兴趣，而我在非洲执教的马拉松运动员都是男的（仅基普拉加特一人除外）。”他向《田径画报》解释说。
来华初衷与挑战
中国田协为什么只要卡诺瓦执掌马拉松女队？这是因为它在总体乐观的同时，在评估中国选手拿奖牌的最大机会时，“又务实到冷酷的地步”，2014年11月国际田联网站发表的一篇报道如此写道。
卡诺瓦分析说：“在中长距离，我们存在一个其他项目所没有的问题，这个问题叫非洲。对于这些项目的（其他）男选手来说，要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夺取奖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田协的选择是，将90%的精力集中在女子项目。”
据他介绍，作为国家队主教练，自己的职责就是发展中国男女中长跑项目，包括讲课、提供训练计划，支持男队教练，但只直接指导女运动员，因为她们才多少有望在下一场国际大赛中挺进决赛。
至于自己为什么肯在年近古稀之时，接下这项新挑战，他的解释是：
“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包括中国田协的和我团队的，都有高尚的人类价值观（high human values），而且受过很高的教育，也懂得尊重人。我很失望地看到，当今意大利（以及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丢失了这些价值观，但它们在中国仍可以找到。
我很高兴有机会获得一种新体验（到今年12月我将年满70年，没有很多时间尝试新体验了），它使我可以给出一些自己懂得的东西，同时又获得一些新东西。
我认为当你对给予和接受不再感兴趣时，那你就是老了。要当个好老师，你必须继续做个好学生。假如你不再有兴趣学习新东西，就意味着你变老了。”
为了增强中国运动员的国际竞争力，卡诺瓦不得不从整体素质抓起：“我们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提高——跑量和强度，尤其是有强度的跑量。”
卡诺瓦发现，中国运动员的问题并不在于没有有氧基础，而是只有有氧基础，缺少持续性的强度训练。
在中国执教，他要面临不少挑战，其中之一是语言。
多种语言都很流利的他不会汉语，不得不透过一个英文翻译与运动员沟通；“经由另一个人说话，要给出正确的输入并不容易；这个中间人往往不是田径行家。”
另一大挑战是，中国中长跑运动员缺乏理想的训练场所。
“每个省都有体校，而且设施往往是高标准的。但最好的设施大多用于室内运动项目，例如体操、乒乓球和羽毛球。
田径中的跳跃、投掷和短跑类项目也可能出产优质运动员——换句话说，都是那些可以在体育场馆内发展的项目，而用于发展中长跑的高水平设施却很有限。
在中国，很难找到可以跑上很多公里的土路。1993年在中国女子中长跑的巅峰期，中国有点像现在的非洲：能找到并使用树林中漫长的野路，所以每天跑40公里很正常。
不过当我来到中国时，发现运动员居然在田径场里备战马拉松，这样做很束手束脚。只因为各省的教练通常都在田径场内工作，他们就想让所有运动员也和自己待在一起。”
卡诺瓦的解决办法是：把队伍拉到肯尼亚高原训练。
中国跑者在肯尼亚
卡诺瓦是如何调教中国马拉松运动员的？2014年初，美国旅行作者Joh Rosen在肯尼亚对他进行深入采访，并于同年5月将自己的见闻写成一篇长篇图文报道，内容节译如下：
初春早晨的依滕凉意正浓，一群跑者沿着一条红土马路跑向远方的断崖，后面跟着一辆缓缓行驶的面包车。
他们跑过上学的孩童、牛只和简陋的土坯棚屋，最终折返回来，再次从这座肯尼亚跑步名城的镇中心穿过。
坐在面包车驾驶座上的是雷诺托卡诺瓦，这条路他已经开车走过很多次了。
这位69岁的意大利人，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长跑教练之一，自1998年就开始和肯尼亚运动员合作。
如今他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都在肯尼亚裂谷度过，那里以盛产从800米到马拉松项目的世界级运动员著称。
和往常一样，卡诺瓦在跟踪这次训练跑的进展时非常活跃，时而把车子开上前去，与那群跑者并排，或者批评某个运动员的跑姿，或者提供鼓励。
不过，今天早晨多了一层复杂性：他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喊话，一个叫安娜林的年轻翻译把他的话译成汉语，中国田协的管理人员王斌（音译）也透过车窗向运动员嚷嚷。
这些跑者——卡诺瓦的新徒弟，是中国国家女子中长跑队的16名成员（与《田径画报》说法略有出入），她们正处在备战2015年8月将于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的早期阶段。
这个2月的早晨，她们在肯尼亚的6周训练期已经过去一半，很显然她们练得并不轻松。
“在这个时期，她们可以说还不是很强。”卡诺瓦一边告诉我，一边将他的丰田TownAce开到一个运动员旁边。后者刚掉出大部队，正在一边按压腹侧，一边呲牙咧嘴。
“雷诺托，她说她早饭吃太多了。”坐在后座我旁边的林翻译说。原来在跑前不到一小时，那个运动员刚吃过炒蛋和香肠。
卡诺瓦又好气又好笑：“吃这样一顿早餐，她是怎么想的？！她是在错过很好的训练。”
如果说卡诺瓦新徒弟的表现有些力不从心，这或许情有可原：尽管她们在中国是最优秀的年轻选手，但她们的战绩拿到这个著名的“冠军之乡”却一点也不起眼。
每天早晨在这里土路上奔跑的，有数以千计的肯尼亚运动员，包括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和数十位波士顿、纽约、伦敦等马拉松的往届赢家。
俯瞰Kerio峡谷的依滕，拥有多个使之成为理想训练地点的特性：温和的气候，松软的土路和林间小径，7500英尺（2286米）的海拔——正好处在2013年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出的《体育基因》一书所说的适中高度。
爱泼斯坦提出，在6000至9000英尺海拔训练，有助于刺激运动员血红细胞的生成，从而提升他们的有氧能力，同时仍可进行大强度训练。
这个镇也位于卡伦金族聚居区的中心。这一民族虽然只占肯尼亚人口的12%，却占据该国马拉松史上男子10强榜中的9席，以及女子10强榜中的7席。在这个耐力跑世界第一强国的其他中长跑项目中，该族同样占据主宰地位……
依滕和比它更大的邻镇Eldoret，已经成为吸引肯尼亚国内外跑步新秀的磁石。
其中有些人，譬如前农用器材推销员、20多岁才开始认真训练、最终创造马拉松世界纪录的基普桑（Wilson Kipsang）找到了财富，但绝大多数仍在挣扎求生。
Simeon Lelel就是一例。他是Eldoret本地人，受卡诺瓦雇佣为中国女运动员领跑。晨练后闲聊时，他告诉我自己的马拉松PB是2：16——在5500英尺（1676米）的内罗毕跑的。
这一成绩随便放在哪一年，都足以跻身美国男子榜前二三十位，但在肯尼亚却稀松平常，几乎不够格当一个正经运动员。
于是Lelel只能不时打零工养活自己，包括充当配速员。他觉得这次机会很棒，尽管它不能给自己带来物质生活上的舒适。这六周他挣的钱，大多要用于为亲戚支付看病费用和学费。
“我家里很穷，有时要弄到吃的都成问题。”他透露自己几乎每顿都只能吃ugali（玉米糊）和sukuma wiki（蒸甘蓝叶），两者都是肯尼亚人的主食。
他领跑的中国运动员却来自另一个世界。据卡诺瓦介绍，她们大多生于农村，但所有人从小就被招进体校，其实都算国家雇员——每月从各自省份领取工资。
旁观者清
在卡诺瓦的指导下，部分中国徒弟的实力有所提升，例如笔者采访过的何引丽，就是在赴肯尼亚和意大利训练的2014年春季，先后在马乔罗湖和汉堡创下半马PB 1：01：34和当年国内马拉松最好成绩2：28：56。
不过在北京世锦赛和里约奥运会，中国马拉松队的战绩均乏善可陈，令人失望。
事实上，卡诺瓦在中国并没有待到三年合同期满。
2015年11月初，就在田协发布备战里约奥运会女子马拉松集训通知之后，他便挂冠辞职，理由是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改变中国的相关体制。
其实早在就任主教练后不久，他已经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只是当时还以为自己可以推动变革。他多次指出，中国马拉松的病根在于体制：
中国1500米女子国家纪录是1993年在北京全运会创造的3分40秒46（被广泛怀疑使用兴奋剂——笔者注），而2015年全国比赛冠军成绩仅为4分36秒。
再例如和日本相比。2014年，日本有257名运动员10000米跑进29分30秒（实际数字是291人），中国一个也没有。257比零，这不是教练的问题，而是一国体制的问题。
所以说，尽管中国人口多达十几亿，问题却出在田径体制上。
首先，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田径俱乐部，也没有能提供有潜力人才的大学田径队。
运动员的招募和培养由各省负责。一个人口5000万的省份，有时所有田径运动员总数还不到50个。这意味着运动员的招募难度巨大。
全国分为33个省，各省平均人口大约4000万。所有省都没有俱乐部，俱乐部就是省。
这种体制和运动员参军相似：他们为各自的省跑步，省里付给他们工资；中国的教练也是如此。
这意味着如果你想自己在中国参加田径比赛，根本就做不到，因为比赛只向各省专业运动员开放。
各省运动员必须积累一定的比赛积分，才获准参加全国运动会——四年一届的中国第一大赛事。
全运会在奥运会的第二年举行，相当于国内奥运会。对各省来说，唯一真正重要的比赛就是全运会。
中国一切体育活动都围绕全运会转，各省会重赏赢得全运会奖牌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房子、车子、好职位）。
事实是，各省教练员对于顶级教练水平或赢得世界冠军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只在乎国内比赛。
如果你要从省队抽调运动员去备战奥运会、马拉松大赛或其他国际比赛，这些省会很不高兴，把这当作影响它们全运会或省运会成绩的干扰。
问题是，国内比赛水平普遍不高。而全运会四年才一届，导致教练和运动员缺乏保持高水平训练的驱动力，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赛季目标。
和肯尼亚同行不同，中国运动员的最大激励因素并不是赢得奖金，而是获得全国承认——在全运会、奥运会和世锦赛。真正通过田径致富的，只有像刘翔这样的极少数最大明星。
我试图教会中国运动员一点：他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提高个人成绩。迄今他们只对提高国内比赛的名次感兴趣，所以一年跑得比一年慢。
卡诺瓦希望向中国运动员倡导一种“职业主义理念”（idea of professionalism），即马拉松选手应积极参加世界各大城市的马拉松比赛，努力争夺奖金。
“我在中国的真正工作，其实并不是去训练出最好的中国运动员，而是去完全改变中国的中长跑体制。”
他最后无奈地认输：“我也和田协谈过，告诉他们需要做哪些。但是你无法改进，因为所有权力都在各省手中。
除非你改变机制，否则我（对再次来华执教）不会感兴趣。我希望他们听进我的忠告——这正是我离开的理由。”
在笔者看来，卡诺瓦道破的中国中长跑体制问题，实质是官本位制度的必然结果：各省体育官僚真正关心的，既不是精英体育的卓越，也不是大众体育的普及；他们只是把全运会成绩当作一种事关自身官运仕途的政绩工程，把全运会奖牌当作另一种邀功请赏用的GDP。
只要体制一天不改变，哪怕聘请到再多位大牌洋教练，到头来仍然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爱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