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月明:围棋与儒释道 围棋是圣人教化万民的载体

刘月明:围棋与儒释道 围棋是圣人教化万民的载体
2024年10月08日 12:43 新浪体育综合

  围棋与儒释道之一

作者:刘月明作者:刘月明

  儒家学说可以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基础。是以孔孟之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为对象,以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以仁礼贯通天,地,人为核心,以天人,义理,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以成圣为终极关怀的学说。儒家学说是以人为本之学,是正心诚意之学,格物致知之学,修身齐家之学,也是治国平天下之学。自有儒家学说起,便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方面,在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在亚洲犹为突出,并波及全球。

  在中国历史上围棋论中,关于儒家学说与围棋的关系,其实曾经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态度与认知。一种是“一致说”,认为围棋与圣人之教的儒家学说是一致的,另一种是“异质说”,就是认为围棋博弈中争斗谋利的思想,与圣人之教的儒学是不相符的。但如果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或事实与结果来讲。儒家学说与围棋其实是有相互补充,互补,互相成就的。因为从中华民族几仟年封建王朝,儒家为社会主导地位的角度来看,围棋弈道一直以来都是很繁荣的。但如果把儒家学说的道德理念,生搬硬套的放在围棋博弈上来,又不完全符合棋道规律。儒家学说,有博大的包容性,和对德性才艺的重视,也滋养着围棋本身社会地位的提高与发展。儒家学说中关于“仁”,“礼”,“中庸”,“民本”,“和为贵”的思想,其实也影响着围棋的博弈理念。公元前1000多年的周王朝官学体系中,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已经成为当时的国子必须掌握的基本才能。儒家学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然也将六艺视为儒士的必备才能。《孟子,告子上》云: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可得也。”肯定了围棋与“数”的关系。晏天章在《玄玄棋经,序》,中明确指出:“弈之为数,即六艺之数也。”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邯郸淳的《艺经》首立“围棋”一目。到了西晋时期,文学家蔡洪称围棋为“握众巧之至权”。第一个文字描述提出“琴棋书画”最早的是盛唐时期,文人何延之在《兰亭记》。当把“琴棋书画”合成为“四艺”,从此儒家士大夫,传统文人,便把围棋作为必备的学识修养,艺术品位,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依仁志道,据德游艺,乃是儒家的修德之方。《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儒士为学,首先应当立志,志于道,就能够正心诚意而心无旁骛。其次应当执守德行,使道得于心而不失去,不违仁义,如此才能保持德性,玩物适情,涵养从容,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成为圣贤。

  儒家对于,道,德,仁,艺,的重视和追求,对围棋棋理的发展过程,也产生了显著影响。让围棋不再是一种局限于斗争谋伐的智力游戏,提升成为了修德适情的君子之艺。我个人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今社会,在教育以分数论,结果论,大部分家长处于无端焦虑的时候,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把围棋教育,当成一种让孩子修身养性的工具,来使用和看待时,围棋教育必然可以得到更加长远,更有空间,更加良性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围棋起源说本就是:“尧造围棋,教子丹朱”。我个人认为“尧造围棋,教子丹朱”。至少说明了三层含义,一,围棋是圣人制器设道。二,围棋具有教化心性,闲情逸致的功能。三,儒家学说的本义,便是承继圣人制器设道以教化万民。“围棋”的出现,发明与创造,本身就自带了教育与教化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在儒家学说为主导,服务于统治阶级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少朝代的当政者通过下围棋,来发现,识别,选拔人才。特别是考察他们所关注,或者是要任用的人。行于世,当识人,能识人,则知人。知人而善任,是儒家士大夫实现修齐治平,致君尧舜这一理想的重要途径。因此,识人和知人,对于儒家士大夫而言,显得犹为重要。围棋,不仅可以作为他们进德修业,修身养性,闲情逸致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可以为他们识人,知人提供参考和借鉴。《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东吴大将陆逊在出兵攻打襄阳时,敌情发生重大变化,大臣诸葛谨写信给陆逊请他速退兵。但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谨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意思是说,陆逊(伯言)多有智略,他这样做一定有相应的安排。果然,陆逊对局势有充分的估计,和冷静的分析,经与诸葛谨密谋,以攻为守,全师而退。诸葛谨对陆逊的评价,可谓深知其智略。通过围棋,辨定力,看人在面临大事,担当重任时能否淡定镇静,从容应对。通过围棋,辨性情,看人的真实性情如何。《世说新语,方正》记载,东晋首位宰相王导曾于少年才子江虨对弈围棋。他明知自己要被江虨让两子,却仍要平下,以此试探江虨的反应。江虨并不立即下子,问其原因,江虨不加掩饰直接回答:你可能不行。旁边有客人说,这孩子开这种玩笑,真不懂事。王导却慢慢的抬头说:“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后来江虨果然成为栋梁之材,官至吏部尚书,宰相。王导从江虨袒露的真性情中,看到了他的长处和前途。通过围棋,辩潜质,看人特别是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发展潜力。《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时在唐玄宗面前应答,大学士张说所出围棋方圆诗,表现出极高的才赋,显现出其后发展的前景。“一日泌至,玄宗方与燕国公张说观棋,因使张说试其能。张说请赋,说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张说因此贺玄宗得奇童。玄宗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后来,李泌果然事奉四帝,出入中书,官至宰相,大有作为。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观棋》诗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耳。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依然不改乐观超然的心境。儒家的积极入世,使他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那怕身陷囹圄,也不改“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而佛家的超然出世,则使他无论经历多少坎坷磨难,也依旧不改其超然旷达的乐观心态。棋如人生,围棋既可以超越胜负,人生必然也可以超然旷达。从这一点上看,苏东坡是精通儒释道三家要义的,也是精通围棋的。

  “圣人”是儒家最高标准的理想人格,也是才智道德的最高典范。在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中,“圣人”的形象是十分饱满而丰富的。孔子认为,圣人是拥有“仁”“智”“勇”的标准,并完美统一集一身。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并且还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将“圣”拔高到了近乎“神”的高度。《孔子家语》更是这样说“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我个人觉得可以这样去理解:围棋本身就承载了,儒家对圣人遗风的敬仰和寄托,因圣人制器设道,围棋是圣人“教化万民”的重要载体。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便是承继圣人制器设道,教化万民。围棋正好满足了儒家的所有须求,因此也一直被儒家士大夫,接受,喜爱,和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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