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林龙 东方体育日报
蓦然回首，中国的足球改革已蹉跎了三十多年。
初心不改，鬓毛已衰，壮志未酬。石头摸遍的中国足球，依然没找到一条正确的过河之路。
但，过去三十年也并非一无所得。即便经历了很多失败，但挫折也是宝贵的财富。如能避开所有走过的坑，前行的方向也依然会有坦途和光明。
中国足改，三十难立。而今迈步从头越，最重要的就是认真反思这三十年的得失——我们改革的初衷，做过的努力，走过的弯路，交过的学费……这一切不是过眼云烟，而在中国足球史上留下了烙印。留待后人继续改之，抑或加勉。
反思有多种视角，但万流归海，终是为了中国足球更美好的明天。
原国脚暨申花老队长刘军，先后以球员、教练、管理者、足协讲师等身份亲历了中国足球改革的全部过程。如今，刘军又受上海足协委托撰写了足球训练通用教材《青少年足球训练课程》。他对足球的赤心，对中国足球的深爱，一如往昔。他为中国足球三十年改革所做的梳理和辨析，颇多价值，值得深思。
如刘军所说：“希望能抛砖引玉，让真正爱足球、懂足球的专业人士都参与进来，齐心协力，集思广益，一起把中国足球真正搞上去。”
[改革的初衷]大赛失利逼出红山口会议足球
1990年-1992年，国足几次大赛都失败了，就是所谓的“黑色3分钟”“黑色9分钟”等，老是差一口气。那时候的感觉是，我们跟国外差的是比赛——包括比赛的场次、质量等，在关键时刻和临门一脚的处理上差一点。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足球就开始了改革，就是著名的“红山口会议”。
[第一阶段]足球比的不是物质是细节
那时候的改革是以足球为先。我1989年进入上海一队，也就是申花的前身。那时候普遍解决的是物质问题，比如场地。在改革之前，国内一些地方的场地条件比较差，很多球场连草都没有。再有就是统一的服装。此前我们只是比赛的时候穿统一服装，平时都随意穿，当时教练开玩笑说是“正规军和游击队”。穿上统一的装备后，我们的精神状态都焕然一新，最重要的是有了“集体”的概念。
那时候的相关改革让我们在物质上有了很大提升，包括队员的待遇、住宿条件等。当然最主要的是，联赛赛制进行了改革，从赛会制改成了主客场制。以前的赛会制，比如说集中在广东、山东或者安徽（赛区），一天一场或两天一场，对队员的恢复和球队的准备而言都不是很科学，更像是锦标赛而不是联赛。赛制的改革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记得从江湾基地到机场再到外地，舟车劳顿，那时候程控电话还没有，更别说手机了。
很多年之后我们看到，德国队在世界杯前一年就开始物色基地了，联想到当初的改革我们就能明白，细节对于足球很重要。比方说，这个基地要安排好德国队在世界杯期间的一切——包括去哪里最方便，包括宾至如归的餐饮，包括最佳放松手段的家乡音乐等。我想强调的是，足球比的其实不是物质，而是细节。
[最好的印象]体测选拔人是相对公平的
体测：当时徐根宝说过一句话：不被队员反对的教练不是好教练。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体测，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体测是相对公平的。作为职业队员，你的体能必须要达标，国家队、国青队、国少队都有相应标准的，达标了才可以入队，每个人都能看得到。但后来变成了谁组队谁挑人，感觉谁都可以进国家队了。
媒体：媒体很专业，职业素养很高，大多以报道足球的正能量为主。通过媒体的客观真实报道，整个社会都尊重我们这个行业。但好像是从2000年之后，负面的报道越来越多，比如说泡吧、泡妞、出轨等，职业足球的形象开始变得越来越差。
形象：社会对我们高度认同，职业联赛的发展让虹口体育场从不足3000的上座人数发展到坐满3万观众，而且每支球队都代表着一座城市的精神。那时候，职业足球对城市以及国家的精神风貌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那时候我们踢球是有种为城市而战、为国家而战的感觉。
[获得的经验]当务之急是教练队伍建设
那时候的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硬件建设。因为软实力我们还处于“亚洲一流”，而且也具备了世界一流的潜质，我们选材和精英训练体系都已具备，唯一缺乏的我想应该就是适应高强度、高水平比赛的能力以及队员们对职业的投入和自豪感。所以我认为，那时候的改革（2000年以前）是成功的。
主导这一次改革的是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他是足球专业出身的，所以他懂足球。另外，在我看来，年维泗是中国足坛的泰斗，他带出了太多的名帅和“老法师”，包括徐根宝、王俊生、戚务生、高丰文、马克坚、王后军、金志扬……这些人都成了各省市足球的带头人，年维泗为中国足球做出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虽然一直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但我觉得中国足球的当务之急还是教练员队伍的建设。
第一阶段的足球改革，在没有否定原先体系的前提下，加入了“职业”的元素，而且紧跟世界潮流，所以我们是成功的。
[第二阶段]俱乐部让足球变成了生意
参加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失败了。2000年左右，足协领导从王俊生换成了阎世铎。在他的主导下，中国足球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改革。此后担任过足协领导的还有谢亚龙、南勇、韦迪。
为了世界杯，我们把联赛给“牺牲”了，取消了升降级（2001-2005年，中国顶级联赛的升降级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因为没有升降级，所以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丑陋的事情。如“甲B五鼠”“输球进中超”等。我记得在1992年“红山口会议”讨论第一次足球改革的时候，时任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就曾有过“预警”：“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千万不能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老路，要避免出现假赌黑的现象。”
甲A改制为中超（2004年），对各俱乐部的硬件上有要求，梯队建设上有要求，俱乐部的经营开始完全市场化了。中超和甲A的主要区别就是，青少年球员的培训走向了市场。
2003年之前，各俱乐部的梯队还是包括少体校在内的体制内培养。换句话说，还是体育局来负责后备人才的培养。
2003年之后，后备人才的培养全改由俱乐部负责。正因为这个原因，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足球学校。这其中大多数昙花一现，但也有根宝基地这样的成功典范，他们为中国足球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从俱乐部角度考虑，足球是生意，为什么要搞青训，可以去买嘛。所以到后来就出现了5000万买一个青训队员的情况。
[最深的反思]人才培养不适合走市场化
放弃举国体制的优势而转向完全走市场化道路，不能说不对。欧洲的联赛也都是完全的市场化，可他们有强大的足球文化底蕴在支撑。英国也走过弯路，英超的繁荣也曾严重影响国家队的发展，但他们从2007年开始纠正错误，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所以2017年和2020年就拿到了世少赛、世青赛冠军，此后开始人才井喷。德国也犯过错，2000年欧洲杯在小组赛出局，被葡萄牙二队打了个3比0，然后他们大力发展青训，所以2014年就重新赢回世界杯。法国也是1980年代的失败之后开始改革，并在1998年赢得了世界杯。
这阶段我们把曾经带来成功的人才培养体制市场化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通过中超联赛而提高了中国足球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引进了世界级的球员、教练，提升了中国足球的形象。但不可否认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比如假赌黑。
重要的是，我们“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在之前做得都很好，抓好了6岁-12岁、13岁-15岁以及16岁-18岁这三个阶段的培养，但后来的改革却恰恰是废除了这个宝贵的人才培育体系。这阶段几乎就是中国青训的“十年低谷”。
现在回过头看，从1995年龄段到2004年龄段，我们几乎没有培养出一流的队员。联赛没有好的人才去充实，根子在于我们缺乏一个整体的体系化的计划，而是走一步看一步。
中国的体育除了足球以外，其他绝大部分的项目都搞得还不错。中国足球走“完全市场化”之后，培育体系就出问题了。“市场化”意味着，俱乐部以盈利为目的，而自己培养人就远不如买人的性价比高。俱乐部不愿意培育后备人才了，而我们又把原先被证明是成功的后备人才培育体制给废除了，所以后备人才就越来越少。
[第三阶段]体教结合培训机制太分散
走举国体制，我们进入了世界杯（2002年）。走完全市场化道路，我们的培育体制没了，成绩也严重下滑。经过反思，足协重新选择改革的方向而开始走中间道路，也就是校园足球或体教结合（从2014年至今）。
其实30年前也有校园足球。当时，上海一个区有几个传统小学在开展足球运动，好的队员被集中选拔到一个跟少体校挂钩的重点小学。就比方说，当时闸北区最好的是彭浦新村一小，后来还有止园路小学等。如果再有特别突出的队员（9岁，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会被选入区少体校。然后，全市范围内最优秀的队员进入市少体校（12岁到16岁）。那时候我们能培养出这么多有特点的优秀队员，最重要的就是抓住了青少年足球培训的核心，就是9岁-12岁的第一阶段（7岁-8岁是普及阶段），以及13岁-15岁的第二阶段。16岁-18岁就是到上海市青年队，也就是当时的体工队。所以，这种选拔队员的体制跟现在体教结合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在当时的那种框架下，7岁-8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组织一些比赛了，我二年级的时候就代表学校参加了“雏鹰杯”。这样的比赛，上海足协的老专家们会去看比赛，考察优秀的苗子，然后把名单给到上海足协，相当于为他们建立一个档案。那时候少体校的教练会看比赛，就像我后来去意大利考察一样，他们挑队员也是这样做的。通过比赛挑队员，不会直接跟小球员的家长交流，而是建立人才档案。所以我们那时候踢球很快乐，打比赛也没有压力。
当时我们足球主抓的三个阶段就是足球真正重要的三个阶段。7岁-12岁、13岁-15岁（刘国江教练在青岛时提出的“1315计划”）以及16岁-18岁。我们现在足球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体系化做得远远不够。即便还有一些培训机制，但都太分散，没有之前那种三个阶段的集中培养。
当时我们全市十个区最优秀的队员都集中在少体校培养，或者还会被八一队挑中。全国最优秀的队员也就集中在了八个联赛队伍当中（1989年开始有了联赛）。那时候也正是辽宁队十冠王的时代，所以我们开玩笑说，除了辽宁队，其他都是保级队。
那时候，我们每一个队员的基本功都特别扎实。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一直在练带控球感，再就是狠抓一对一，那时候我们一对一能力特别强，而且是在小场地比赛。这些内容和现在国际足联倡导的训练体系都一模一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亚洲还是一流的，比如跟日本队相比。我们是专业的，因为有体系化建设，他们就还是校园足球为主。日本从1930年代就开始校园足球了，他们认为只要校园足球搞好就也能搞好国家队。
[痛点是什么]校园足球缺少精英化教学
重视校园足球没错，但却缺少了精英化教学——就像现在卡塔尔的足球，他们的成功主要就是因为有了阿斯拜尔基地，这就是所谓的精英化培养。还比如法国1986年之后开始建设的克莱枫丹基地，德国2000年欧洲杯之后开始打造的足球精英学校等，他们不久之后都夺得了世界杯冠军。
我们的改革之初并没有标准可以参考。其实欧洲发达国家，足球也是分三个层面：社会足球、校园足球、俱乐部足球。
今天我们反思这整个的过程，其实是完全符合足球规律的。社会足球（类似于“陈毅杯”或“漕河泾杯”这样的业余比赛），校园足球以及俱乐部足球，世界真正发展足球的就是这三个层面。不能说我们30年的改革一无是处，而是我们通过这30年的摸索证明了足球发展就应该走这三条道路。从2013年至今，我们建立起了社会足球、校园足球和俱乐部足球这三个足球发展体系，但目前我们的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反思之后会发现，问题的源头或许就在于我们失去了体系化、精英化培养。
从校园足球而言，我们发展了10年却收效不大。榜样在哪里？可以参考一下日本的高中联赛和韩国的大学联赛，他们的普及化和体系化建设值得我们学习。而精英化足球，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卡塔尔的阿斯拜尔基地。所谓的精英化培养，是社会足球、校园足球和俱乐部足球都可以在这个精英化里得到体现。这三个层面的优秀人才都可以通过精英化培养走进国家队。将日本和韩国的校园足球和卡塔尔的阿斯拜尔精英培养结合在一起——这应该是我们反思这30年足球改革之后得出的新的发展思路。
我们现在准备搞八个青训基地。在这里，我们可以培养我们的队员、教练、裁判、经纪人，以及跟足球有关的各种专业人士。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精英学院。过去10年的校园足球，其实是取得了很大进步，像最近的一个杯赛（2023耐克校园足球冠军赛男子高中组，决赛是大同中学VS七宝中学），里面很多队员都不错。但唯一可惜的是，我们缺少一个把三个层面的优秀人才培养出来的一套体系，也就是精英培育机制。
[现在要做的]制定长远计划并踏实完成
一些老前辈在内的很多足球专业人士都曾说过，我们之前总是在否定——把原来我们好的传统的东西给否定掉。反观日韩，这些年我们和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我看来，他们的体系一直都没有变。就像是电脑，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没有变，改变的只是增加更好的配件，或是升级芯片，或是软件更新。日韩足球不断更新战术打法，或是新的训练方法，而我们却是全方位的改变，尤其是最有价值的体系化。
还有比较关键的是，我们似乎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包括第一阶段的改革。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下日本，他们从1982年就开始了40年的青少年培育计划。从1982年到1992年，他们用10年的时间拿到了一个亚洲杯冠军，出了三浦知良这批人。后来开始有了中田英寿这一批，再就是香川真司这一批，每一批都有优秀人才成长起来。反观我们，整个社会都达成的共识就是，足球一代不如一代。原因就是，我们在执行相关组改方案时出了问题。
我们现在反思的目的是，如何把我们曾经否定掉的好的东西捡回来，如何学习我们没有的东西。最终由1和2再得出3的结果。少体校模式回不去了，但可以借鉴卡塔尔阿斯拜尔训练营的精英模式。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初中联赛、高中联赛。如何检验校园足球的发展水平，一个好的联赛机制很重要，而联赛的核心是培养人才、而不是追求成绩。
校园足球目前比较大的问题是，没有所谓的“631”（6所小学、3所初中、1所高中）金字塔培养体系。如果再有大学起引领作用，那将会有更大的促进。还有个问题，我们搞的是足球锦标而不是足球文化，我们的初心不应当是追求成绩而是培养人才。所以，9岁-12岁的培养，到了12岁有一个选拔机制（通过联赛）。13岁-15岁阶段，到15岁来一次选拔。16岁-18岁阶段，也是到18岁来一次选拔。最后，再由大学来引领，确保“631”体制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足球改革做得最好的阶段，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中间这阶段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足球的核心。1998年，贝肯鲍尔来中国的时候就说过：“发展足球就两个内容——高质量的联赛和青少年的培育。”我们改革的第一阶段有青少年的培育，有高质量的联赛。中间阶段我们有高质量的联赛，但没有青少年培育。后一阶段，我们有普及，但没有体系化的精英培养。我们足球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成功之处，如果能通过反思，取精华去糟粕，弥补各自不足，那我们就基本具备了足球发展的一个框架性的脉络。
原文刊登于4月17日《东方体育日报》A4-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