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作为落实《中国足协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要求的重要会议，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为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创新足球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全面调整改革中国足协、破除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中国足球管理体制，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实际情况的足球管理模式等举措有效地凝聚了足球人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足球人的斗志，并希望各层面能做好落实工作，为足球改革、体育改革探索新路。

　　未来充满信心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会议之后表示，《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为我国足球下一步工作明确了方向，指明了道路，提出了卓有成效的措施。《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的出台，不仅仅对于我国足球项目意义重大，对于体育其他领域的体制、管理调整也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刘鹏说：“对于中国足协来说，推出改革方案其实是‘革自己的命’，因为中国足协既是改革的实践者，也是被改革者，因此中国足协既有压力，也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希望中国足协主动出击，抓住机遇，做好各项工作。就国家体育总局来说，也会‘扶上马、送一程’，在这一过程中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指导。总而言之，我们对于《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按期、保质完成充满信心。”

　　亚足联第一副主席、国际足联执委张吉龙参加完会议说：“会议鼓舞人心，让我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充满希望。当然，改革并不容易，尤其是像足球这样需要自上而下的调动和自下而上的尝试的改革。我认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还是确定全国一盘棋的思路，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把足球改革作为系统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全面改革更重具体操作

　　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则着眼于具体操作层面，比如省一级足协如何完成调整改革。张剑说：“和中国足协的调整改革一样，省级会员单位的调整改革也很复杂，但政策是一贯的，中国足协的调整改革模式会引领地方足球的调整改革。但应该认识到，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地方足协的改革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更多配套措施的推进，尤其是地方足协的调整，时间可能要更长一些。”张剑同时指出，管办分离不等同于完全舍弃政府，像地方足协在实现外事、预算、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的过程中，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推进和支持。

　　作为中国足球界的“老人”，辜建明和成都市足协其实早就采取了类似“管办分离”的策略。“从1992年开始我们就成为自收自支单位，成都市足协计划编制人员16人，但我们实际只用了8个名额，其余70人都是采取社会招聘形式。另外我们在财务、办赛等方面也有很大的自主权。”辜建明表示，全国范围内成都市足协这样的例子并不多，如果要全面推进足协改革，还是需要国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给予一定的扶持和配套政策，避免“一刀切”。

　　联席会议携手促发展

　　本次会议上出现了很多“准体育”的身影，他们的出现，是基于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的存在——为了更好地促进足球改革工作的整体推进，国务院于今年3月批准建立了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有包括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发展和改革委、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在内的1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参与足球改革，主要在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场地、设施建设、政策保障等方面提供助力。”

　　教育部体育与卫生艺术司司长王登峰则说：“教育部主要参与校园足球等方面的工作，希望通过校园足球，摸索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新模式、新方法。”

　　地方更在筹谋中

　　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白向群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内蒙古能在足球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实现如今校园足球比赛场次6000场，业余足球参与人次60000人的规模，和政府的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我认为足球项目改革，还是应该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在某些层面，比如校园足球、业余足球继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而在职业足球层面，强化市场的作用。”

　　来自贵州、天津、福建的三位省市体育局长更是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内心的喜悦，“会议振奋人心、措施实在，也会促进地方在足球改革发展的路上走得更顺畅”。

　　贵州体育局局长蔡国祥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贵州体育在全面和健康发展，这次来京之前，省委书记、省长都特别关注，回去之后要根据方案具体细化的措施让足球改革切实到位入位。”

　　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敏在接受采访时很流畅地向记者介绍天津市即将推出的一批发展足球的新举措，包括建立和完善青少年足球训练体系，创立以足球联赛为主线的青少年竞赛体系，在不断提升中超、中甲联赛办赛水平的同时将建立起校园足球、青少年足球、青年足球梯队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四级训练体系。

　　福建体育局局长徐正国透露，福建省人民政府刚刚出台的《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十条措施》，就将相关政策与足球改革发展紧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