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对中国足球不满？是不是因为它不能赢球、不能“出线”、不能争光？肯定有人会说，不是的。你看本届亚洲杯，中国队输给了澳洲“袋鼠”，大家不都在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点赞吗？！可是，如果中国队没有连胜三场垫底，又会有几人为他们鼓掌？！
一赢遮百丑，一输百丑出。这就是我们的足球神域，这就是我们对足球的价值评判尺度。
尺子不准，量不出准确的结果；指南针失灵，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我们有许多十分有益的批评与建议，但这些批评与建设大都是：以国家队为视域，以输赢为价值尺度的。我们以国家队为中国足球的最高分析单位，以输赢为最高的价值尺度，来评判中国足球的得失成败。我们据此剖析中国足球的体制机制，解析国家队的技术路线与战术思路，分析主教练、球员选择的是非对错，并且提出了校园足球等等的发展思路。
这些剖析、解析、分析是非常有益的，校园足球的发展思路也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是不充分的。要知道，我们早已把中国足球体制机制剖析得“分崩离析”；要知道，我们已经把中国足球技战术解析得“体无完肤”；要知道，我们已经把若干主教练分析得“不会练”；要知道，邓小平在三十多年前就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可事实是，中国足球一直都是抓而不起。
那么，我们究竟还差什么呢？我们差的是足球视域，或者说，我们缺少一个整体的足球观。正如你要找一位可意的亲密爱人或是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加迷人，如果你只管脖子之下膝盖以上的部分，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你得把整体意义上的人全部放在视域之内，你得把人放在群体之中去观照，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国家队与中超仅仅是足球体系的中间地带。
赵汀阳先生在《坏世界研究》中说：“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痛苦之中，除非灵魂深处闹革命，痛改了自己的世界观。除了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以及与运气有关的不幸，人类的痛苦主要来自于错误的政治。政治决定人的命运，或者说，政治就是命运。”同样的，中国足球的痛苦与不幸，主要源自我们的足球哲学，或者说是足球观。由足球观决定的足球态度，以及足球发展的体制机制，决定了足球的命运。不同的足球观，决定了不同的足球活动与足球命运。
没有全新足球观，就没有全新的足球；没有以整体的足球观为视域的诸多思考，就不会找到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最根本问题，就不能给出关于中国足球与中超发展的正确理念、思路与方法，所以，中国足球与中超必然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乱世”，一个制度导向混乱无序的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足球与中超成为一个没有人为它负责任的荒地，一个可以被任意掠夺和争夺的公共资源，一个用金钱征服的急功近利的战场，一个“王健林们”的伤心之地。这就是当今中国足球与中超的最大困境：一个没有整体理念的领域，一个任由金钱主导的“丛林世界”，而其中的任何一个单元(俱乐部、青训组织、足协等等)，无论其内部有多么好的制度、管理，也终将会在整体的无序中受到威胁甚至卷入到无法自拔的混乱之中。中国足协曾经成了最无公信力的地方；中国足坛一度成了全民“吐槽”地方，成了“假、赌、黑、腐”的集散地。要避免重蹈覆辙，光靠反腐是不成的。
有多大视域才可能有多大担当，有多大担当才可能有多大事业。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中国足球的最高分析单元与最高价值尺度，没有形成最大化视野的足球发展理论与发展思路，没有形成足球扎根、成长、开花、结果的良好土壤。中国足球的失败归根到底是足球发展理念的失败，是足球哲学的失败。也可说，中国足球之所以既没有走向世界，也没有很好地服务于大众的生活，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形成一种足球存在基础的整体足球观。
中国足球需要重新定义和重新解释。那么，中国足球的最高分析单位与最高价值尺度是什么呢？(重思重构中国足球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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