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球》杂志2004年3月号:冲破职业网球的窄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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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06月04日16:54 新浪体育 | |||||||||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2004年2月1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墨尔本的烈日下,大满贯的奖杯第一次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孙胜男和台北选手詹咏然,以7-5和6-3战胜头号种子捷克的瓦迪索娃/切沃科娃,夺得了澳网青少年组女双冠军,中国人在100年前拿起了网球拍,100年后终于举起了大满贯。 这是一个富于象征意味的胜利,尽管这不是中国网球整体性的胜利,也不是中国网
中国没有尼克网球学校这样成熟的职业培训,我们却超前诞生了一个孙胜男。 还是让我们从职业网球的开头说起吧。 窄门一:生存的原动力 职业,就是工作,就是我们用以谋生立命的手段。过去我们在选择谋生手段时用的都是“专业”这个词,听起来高尚又神秘。而职业呢?听起来有些俗气,还透着生存的艰辛味道。 国际网球运动在1968年以前,是社会名流们的消遣活动,是私人俱乐部中神秘的把戏,它不会也不需要让社会公众见识和欣赏。从事网球运动的人也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生财之道,依靠出卖体力而获取报酬,在他们看来是对人格、身份和地位的侮辱。和西方国家不同,过去中国网球虽然没有经历过典型的私人俱乐部时代,但专业网球却以“为国争光”的面貌存在了下来,承担着捍卫本民族在世界体育舞台中尊严地位的角色。如果对它使用含有金钱味道的职业化,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能否在观念上冲破专业和职业的鸿沟,无论是对中国网球人,还是对国际网球人来说,都有一段艰辛的心理历程要走。 当人们对某种事物的需求与日俱增的时候,专门服务于这种需求的职业也就可以应运而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长时期的稳定和经济繁荣让网球从乡村俱乐部移到了距离人们越来越近的地方,喜爱和从事网球运动的人也从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扩展至数量更多的中产阶级。在第一届温布顿锦标赛举行的时候,全部观众只有200人,而到了1955年任何一项大满贯比赛都可以吸引数十万人到场观看比赛。商家投资那些能邀请到著名球员出场的表演赛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球员依靠打球维生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布彻是当年首批转入职业的八名球员之一,目前是美国NASDAQ-100大师赛的主席,他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们几个就知道到该和老黄历说再见了。当时绝大多数球员对转入职业后能否维持得了生计还心存疑虑,因为一旦被那些只向业余球员开放的大赛拒绝,就很可能没有比赛可打,因此还会失去明星的身份,也就不会有人肯出钱邀请你打表演赛了,所以他们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但没过几年我们就成功地养活了自己,而且还过得不错。这就可以说服所有人了,到了1963年,连拉沃都转入了职业,情况便开始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了。”与此同时,球拍制造业、球弦制造业、网球制造业、球场建造业、技巧培训行业、网球文化行业等等,都伴随着球员职业化的进程日益发展壮大起来。用网球一项运动来供养从业人员的可能已经由理想变为了现实。 再来看看同一阶段中国的情况。20世纪70、80年代,文革后网球运动队虽然得以恢复,但生存的惟一来源还是国家的单向投入,社会上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支持。从基础推广,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再到组建队送上国际竞赛舞台,国家无微不至地承担着园丁的职责。除了由国家举办或派队参加的比赛外,社会上也没有任何业余赛事。从事专业网球的了了数人,如果没有国家每年固定的拨款,是休想在社会中自给自足的。根据《中国网球运动史》的记载,1989年时,北京仅有20片左右的球场,且多集中在专业队和各机关大院中,营业性球场很难看到,全市能够打网球的人还不足500。那时网球专业器材行业也正处于萌芽状态,由上海一家工厂生产的“航空”牌系列网球产品几乎就可以满足全国的市场需求——但球拍种类单一,仍以木制为主,生产网球时甚至还在使用家用煤炉和蒲扇。 网球运动员究竟能不能从中国社会中取得足以维持生计的生活资料,10多年前的人们是很难回答的。中国现在的网球市场,全国范围内的经营性球场数量早已突破3000家;有一定影响的大规模业余赛事也已经超过10个,其中总奖金额最高的已达40万元人民币;像维尔胜、海德、王子、邓禄普、百保力、史莱新格、沃科、尤尼克斯等国际性专业器材厂商也纷纷登陆中国,争夺利润巨大的专业消费市场份额;ITF、ATP、WTA的巡回赛已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落户,将国际职业网球赛事摆到了家门口来;培训机构、球场营建者纷纷加入国际性行业协会,一面学习舶来品中的门道,一面挖掘着国内业余网球人的钱包。 但是,繁荣的市场现状并不能说明我们已经拥有足够成熟的经济基础来完成网球职业化的道路。首先,经营性网球场所虽然在数量上有大幅的增加,但仍不能满足最起码的普及工作的要求,而且场地价格仍然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其次,奖金额很高的业余赛事基本上遵循了1968年公开赛时代之前的俱乐部模式,参赛者都是业余球员,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如果参赛往往会导致参与者兴趣的大幅降低,因此赛会总要屈从衣食父母们的要求,封杀不符合业余标准的参赛者;第三,中国目前正在运作的喜力、POLO和中国公开赛,虽然是标准的职业赛事,但他们数量有限,且为了确保商业上的利益,邀请的多是国际明星,他们仅仅完成了赛事一个方面的职业化,除了能为中国球员提供和大腕过招的外卡之外,很难对整个中国网球的职业化进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国际品牌的专业器材厂商和服装厂商虽然进入了中国市场,但他们在向消费者推广自己产品的过程中,最经常用到的方法还是商业广告和推广活动,他们对网球运动员提供的赞助也仅限于器材一类,不可能像赞助国际明星那样提供资金(如,纳尔班迪安每年都可以从和尤尼克斯的赞助协议中收取到6位数的现金,如果他能成为世界第一的话,年金还可以达到400万美元);第五,业余培训工作已成为目前中国网球市场中最炙手可热的领域,它潜力巨大,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多,但与职业化却格格不入,因为业余培训工作最大的缺口是教练员数量和质量,因此在短时期内不仅不能通过这样的培训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后备人才,反而业余市场通过支付高额教练费,从传统的专业体系中分流人才,导致大批年轻球员早早退役加入“教球大军”。仔细一分析,在日益繁荣的市场面前,我们的专业网球在短期内面对的并不是职业化充满希望的明天,而是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 窄门二:后备力量日渐匮乏 要从事某一职业,首先就要获得必要的从业技能,网球的从业技能当然就是打球。作为冷僻的行业,网球无法直接利用现成的社会教育系统来完成自己的人才培养(虽然有些高等体育类大学设有网球专业,但那与职业化的需求还相差甚远)。过去,在“举国体制”下我们建立过一种无微不至的培养系统。 业余体校,是国家建立的普及体育项目、选拔少年体育人才的第一站。普通小学中那些身体素质优异的少年儿童,在还未建立起兴趣的时候,就被业余体校吸收学打网球了。前全运会会单打冠军李思回忆起自己儿时学习网球的情形时说道:“我天生喜好足球,而父母最害怕的就是我在踢球时弄伤身体,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去学习网球了。即便是现在,足球也是我的最爱。” 资质不错的少年完成业余体校的训练之后,有的直接进入地方专业队的二线队,有的则要进入“二体校”先和普通的社会教育系统脱钩,在那里准备进入专业二线队。由于此阶段球员的年纪都不大,大多尚未完成义务教育,因此国内有的教练称之为“早期专业化”。 时过境迁,目前国家建立的这套基层培养体制,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却面临了不小的困境。在有财政拨款的年代,北京各城区几乎都有自己的业余体校,而当财政拨款减少和停止后,这些业余体校的数量也随之锐减。北京队领队孟强华主任说:“2001年之前北京有6个业余体校,但现在就只剩两所了。过去的二体校现在仅剩一个,后备人才匮乏已经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难题了。现在,我们专业队必须自己主动出击,从幼儿园开始推广网球运动,并从有限的经费中拿出钱来和业余体校共办培训班,招收少年儿童学习网球。” 家庭版的球星培养模式,在西方是居于主流的,但在中国却刚刚起步,且步履艰难。于潇的故事很多网球爱好者已经听说过了,他的父亲为了圆自己心中那个网球职业明星梦,放弃了工作,放弃了家庭,也放弃了普通人的生活享受,伴随着自己的儿子走过了10年的职业网球追梦的生活。3年前,家徒四壁的老于就已经感到前景的渺茫了。在一天天等待改善和援助的过程中,希望也从这对孤独的父子身上飘散了。2003年,身心俱瘁的老于离开了人世,将自己同样孤独的儿子和那个家庭职网的梦想一起留给了这个世界,留给了我们。现在的于潇没有进入专业队,也没有走上职网的道路。 袁梦,应当说是幸运的,她是在一对素昧平生老人的调教下进行家庭网球专业培养的。在他们制定的2003赛季费用预算表上,我们看到了最少16万、最高50万元人民币的数字。也许,当年开始职网梦想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更多地将这些数字放在心上,但现在,数年的重负已经让这个特殊的家庭感到极度的孤立无援。2003年底,中国网球管理中心将袁梦选入国家青少年队,在保留了原有的家庭训练体制下,为袁梦的职网道路开了一扇门。 在笔者当初问及一位企业负责人是否愿意赞助一些少年球员完成家庭培养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答到:“我看不到有什么回报。即便有回报,也要考虑投资风险问题,谁会把宝都押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如果他们在训练中出现些许意外,像伤病,我们的投资岂不是全打了水漂。如果能有更多的球员让我投入的话,倒还可以接受,因为风险减小了。”的确,家庭培养的球员数量微乎其微,目前企业对他们进行投入还只能是有去无回,而即便运气好碰上个颇具潜质的孩子,因为人数有限也难以引起一个规范经营企业的兴趣。或许,中国版的家庭职网之路现在看来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窄门三:熟悉游戏规则 对于那些已经走在中国职业化最前沿的人们来说,想要在职业网坛安身立命,就必须先要了解职业网球的游戏规则。中国的球员在个人能力方面其实并不像过去成绩所表现的那样低,相反倒是长期游离在职业比赛的游戏规则之外,让陌生感成了阻碍他们进步的最大障碍。 前国家女队主力唐敏,在国内退役后又在香港转入职业继续自己的打球生涯。她对自己后来聘请的教练员颇为感谢:“过去我们在国家队的时候接受的都是如何打球的教导。后来我自己聘请了一位有过巡回赛经历的人当教练,发现他可帮上忙的地方比想象得多。因为有过亲身经历,他在挑选赛事方面很有一套。哪些比赛大牌明星们会去参加,哪些比赛他们不会参加,分析透了,再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就能避实击虚,先在不起眼的赛事中拿够积分,稳住阵脚,再选择高级别或热门的赛事去获得经验和成功的机会。大赛锻炼机会对谁来说都是重要的,但我们是靠参加比赛维生的人,所以就必须先保证能在绝大多数时间内钱包是鼓的,才谈得上成功。” 如果说球员个人经历上的缺陷,导致他们在融入职业比赛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的话,那中国国内竞赛体制与国际职业竞赛体制之间的差别就是横在中国网球人面前最厚实的一道墙壁。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网球人走出国门了解职业网坛面目的过程中,发现国内竞赛体制与职业网球竞赛体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要想在职业网坛生存,就必须获取足够的排名积分,就必须参加ITF、ATP和WTA组织的各种级别的巡回赛事。但是,中国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延用的还是团体赛会制度,后来虽然经过改革提升了组织工作的科学性,但和职业网坛的游戏规则还是风马牛不相及。从1995开始,国内网球赛事逐步向巡回赛体制转变,积分排名系统也比照WTA和ATP的电脑排名系统开始建设。到1997年为止,国内巡回赛体制初具规模,在不能让大多数球员走出国门直接参与职业比赛的时候,很好地起到了让球员们熟悉职业网球游戏规则的作用,为下一阶段的职业化改革准备了条件。 在走出去,请进来了解职网规律的过程中,职业赛事的引入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从1979年北欧银行杯网球赛事开始,到2002年上海大师杯之前,23年中比约·博格、埃德伯格、阿加西、张德培、伍德布里奇、库尔滕、休伊特均来过中国参赛。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成为最早的国际赛事万宝路精英赛的举办地;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网球运动发展最快的时期,北京成为网球赛事的新热点城市,先后举办过沙龙网球公开赛(ATP)和诺基亚网球公开赛(WTA);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上海举办的国际职业巡回赛开始崭露头角,1996年上海举办了第一项ATP职业巡回赛上海网球公开赛,总奖金32.8万美元,这就是后来上海喜力公开赛的前身。2004年,喜力公开赛、POLO公开赛和中国公开赛三项赛事已经搭建起中国高级别职业比赛的构架。2002年上海大师杯的成功,便是集中向国人展示了中国网球改革成绩的一次盛会。 经过20多年的努力,网球这纯粹的舶来品,已经逐渐揭去了脸上神秘的面纱。日益准确而丰富的信息,让中国的网球人和爱好者一天天熟悉了职网的奥妙,也为中国球员走上职网道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探索:中国职网进行时 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在开始探索职业网球道路的时候,限于人才和资金的缺乏,只能是那些成绩突出的球员才能担负起代表中国实践职业化道路的重任。在过去的10多年间,女子网球被一致看好成为中国网球的突破口。 1991年底,我国女子球员李芳的世界排名升至153位,获准参加1992年的澳网女单预选赛。结果她连闯三关进入正选赛,并再接再厉闯入第三轮,成为我国首位打进四大公开赛正选赛的球员。从此,李芳的世界排名迅速上升,1995年1月夺得澳大利亚巴哈特公开赛冠军后,第一次升至积分榜第50位,最高排名曾达到第36位。接下来的易景茜也实现了大满贯的正选梦想,并在1996年法网首轮6-3、7-5淘汰了美国的卡普里亚蒂晋级。 优异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在女子方面实在的突破,似乎中国已经找到了走入职业网坛的捷径。很快,李芳、易景茜等人得到了来自国家的巨大支持,开始频繁出国参赛,积累比赛经验和排名积分。有一段时期内,她们完全在国外生活、训练,就像普通的职业球员一样生活在职业网坛之中了,李芳还聘请了曾经指导过纳芙拉蒂诺娃的教练员克里斯托夫·普西为自己服务。然而,就像本文上面那位企业家所说的,将宝仅押在一两个人身上的投资是高风险的。从1999年开始,常年的征战带来的伤病终于开始撕毁李芳的职网梦想了。1999年她被迫接受左膝手术,2000年又接受了一次小手术,结果只能边恢复边训练,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正常参赛了。2001年春节之前,笔者在天津网球中心的球馆中见到了腿上还缠有胶带的李芳。对自己的处镜她略现出些许无奈:“对职业球员来说,即便是拥有最先进的医疗和训练方法,也不能根本避免伤病。而且,一旦伤病发作起来还会彻底毁掉球员的整个职业生涯。我们从小就进行大负荷的训练,幻想着能够进入奇妙的职业网坛,为国争光。但是频繁的旅行和征战,伤病发作的频率也越来越多。做过手术之后,比赛少了,奖金得的也就少了,面对职业生涯,我已经力不从心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李芳逐渐淡出了网坛,她之后最具希望的李娜也在2002年大运会上夺得女单冠军后,遭遇了病痛的折磨,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走上了淡出网坛的道路。中国网球以女子单打为突破口冲击职业网球世界的努力遭遇了寒冬。 2002年中国网球协会第五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球业内人士达成共识,认为中国的网球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并将大力提高网球竞技水平为国争光作为未来的主要任务之一。2004年,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即将开幕,为了实现奥运争光的目标,中国网协启动了又一轮网球职业化攻势。 从2002年开始,一大批优秀的成年和青少年男女球员被国家派遣出国参赛,郑洁等优秀女子球员2003年还正式加入WTA,完全按照职业巡回赛的方式训练和比赛。记者从2003年夏天采访到的消息表明,新一届国家队继续将女子作为突破口,但具体项目已经从单打转移到了双打,而且被寄予重望的球员也是由郑洁、晏子、孙甜甜和李婷四人组成的一个团队,明显提高了成功的几率。2004年澳网中,郑洁/晏子组合闯入8强、孙胜男的大满贯夺魁,开始让探索中的中国网球尝到了甜头。 应当承认,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颇具成果,但由投资体制带来的差别,却依然使中国的球员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普通的职业球员是老板,需要自己挣钱支付旅行、参赛、教练、治疗等费用,也要承担职业风险。而中国的球员更像是雇员,国家才是老板,由国家承担全部投入和风险。根据中国网球管理中心的数据,国家每年为一名国家队球员的职业比赛总投入接近30万元人民币。当然,球员获得的奖金也不能完全归自己支配,根据中国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运动员比赛获得奖金的35%归个人支配,其余归教练、国家体育中总局和网球管理中心。的确,没有国家这些年来的苦苦支撑,网球运动很难走到今天,职业化也只会是一个遥远的幻想。未来,市场能否给与我们更多的支撑,能否产生更多的奇迹,正是中国网球职业化之路上的人们正翘首等待着的。 12-13世纪,法国传教士在教堂回廊里发明了原始的网球运动; 1877年,历经500多年的发展后,第一届现代意义上的网球赛事——温布顿锦标赛——在全英俱乐部内举行; 1968年,网球率先实现了职业化,当年温布顿锦标赛的公开化便是标志; 1988年,经过多年运筹之后,ATP宣布掌管男子巡回赛,操作球员与赛事的全球性专业经纪公司出现了; 2004年,ATP和WTA之间越发紧密的合作正在进行,国际网坛三家分庭抗礼的局面正在讨价还价中步入终结。 1860年,英法联军在天津紫竹林修建练兵场,同时就有网球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首的14所教会学校率先在中国举办网球活动; 1953年,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上,网球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1955年,中国派遣代表队参加了当年的温布顿锦标赛; 1971,“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一些地方体工队开始偷偷摸摸地重建网球队; 20世纪90年底中后期,中国开始有计划地输送成绩优秀的女子单打球员到国外参赛; 2003年,优秀的中国球员正式注册为职业球员,开始巡回赛生涯; 2004年,孙胜男夺得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青年组女双冠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满贯冠军。 女单: 序号 姓名 世界排名 积分 参赛数量 1 郑 洁 80 440 33 2 孙甜甜 122 283 27 3 晏 紫 161 204 24 4 彭 帅 215 126 14 5 谢颜泽 266 88.75 12 6 刘南南 301 71.25 15 7 李 婷 413 39.50 6 8 高 铨 523 22.50 7 9 袁 梦 537 21.50 9 10 董妍华 634 14.75 7 11 孙胜男 683 12 4 12 liu,wei-juan 688 12 3 13 郝 洁 691 11.75 3 14 陈燕冲 711 11 6 15 杜 睿 779 8.25 4 16 于 莹 798 7.75 4 17 季春美 813 7.25 3 18 yang shu-jing 820 7 3 19 yu dan 986 3.75 3 20 song shan-shan 1003 3.25 5 21 wu wen-hao 1029 3 3 22 张 瑶 1080 2.25 4 23 熊 丹 1083 2.25 3 男单: 序号 姓名 世界排名 积分 比赛数量 1 朱本强 417 67 13 2 王宇巍 431 63 7 3 于欣源 528 38 5 4 孙 鹏 578 31 9 5 曾少眩 636 25 7 6 lu hao 910 8 3 7 张 宇 951 7 3 8 鲁 凌 976 6 1 9 王毅宁 1036 5 2 10 李竞奕 1061 5 3 11 李 剑 1105 4 2 12 施 浩 1205 3 2 13 王 钰 1205 3 2 14 李 翔 1269 2 1 (文/吕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