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商人的到来

　　足总的停滞和内耗，给整个英国足球带来的长远伤害，有一种延时的体现。停滞出现于社会发生巨大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但危害体现在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整个足球行业，不论职业联赛、青少年还是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在竞技能力、社会形象以及经营绩效上，都因为此前管理和服务的不科学不专业不及时，而蒙受着各种损伤。

　　这种管理者不力带来的延时效应，倘若真是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足球运动规律，那么我们不得不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十年更加担心--过去的十年，管理架构上的疾患，已经让中国足球举步维艰，各方面的表现都无法令社会满意，如果深度的延时效应会在十年之后更集中的体现，那么我们岂不是正坐在一颗定时炸弹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前人不是栽树，却是在挖一个又一个火坑呢？我们如何对得起后人？

　　只是足球运动本身，在英国这片热土上，并没有因为管理机构的滞后形成倒退，那股本能的驱动力，仍然推动着足球迅猛向前发展，这是因为足球在第一个母体的诞生和发展，完全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趋势，是因为足球高度普及和受欢迎，才有了足总和联赛委员会这样的管理机构。即便管理机构滞后了，源自于社会大众对足球的热爱和尊重并没有消失。

　　或许英国足球和中国足球的一大差异便在此处--足球在中国也有过一段自然发展、民间普及的过程，不过由于战乱和社会震荡，1949年之前的半个世纪，足球只在一些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里找到了有限的生存空间，在新中国成立后，足球马上就被纳入到整个社会一体化框架之内，这样的管理架构，对于在短时间内提升足球运动竞技水准当然大有帮助，可是整个社会对于足球的关注，都是围绕金字塔顶尖国家队的竞技成绩，民间参与程度低，业余足球普及有限，青少年培训更是全部被管理体制吸收同化。缺乏自然发展的空间，再强大的管理机构，也不可能完全操控足球这样一项需要巨大民众基础的大众运动。

　　于是当时光流转到了八十年代，强势了三十年的英格兰联赛，最终积重难返，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泥潭。此时英格兰俱乐部足球的竞技能力达到了一个巅峰期，利物浦诺丁汉森林和阿斯顿维拉先后7次夺取欧洲冠军杯，英格兰俱乐部雄霸欧洲足坛，但是各种社会化的问题对英格兰足球的侵蚀，让整个足球架构岌岌可危。英国经济不可救药地衰退，社会矛盾极度尖锐，也在激化着英格兰足球流氓问题，观看足球赛事，不再是每周一次的节日，而变成了每周一次的冒险。年久失修的球场，是另一层安全隐患，对于功利的俱乐部经营者而言，他们最不乐意的投入就是翻修球场，因为这种投资是不可能收到及时回报的。和此后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德国、法国等职业联赛不同的是，球场全都属于俱乐部自有资产，他们很难从政府筹款来翻修球场，当一个个闻名于世的球场都有了上百年历史后，其安全隐患又得不到及时解除，这是酿成八十年代一系列足球场惨案的原因--1985年的布拉德福德火灾和1989年的希尔斯堡惨案，再加上1985年因为球迷闹事而引发的比利时海塞尔惨案，都让英国足球形象蒙受了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管理机构内部的混乱，也让足总和联赛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政治纷争的猎杀场，对于直接面对职业俱乐部的联赛委员会而言，几乎所有的冲突，都围绕着金钱二字：大俱乐部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越来越为金钱所驱动，他们尤其不能接受所有比赛收入都要和其他俱乐部平均分享的费尔泼赖原则。新的金钱来源，从六十年代初就逐渐进入了职业足球视野，由啤酒赞助商最先提供的一些小额赞助，打开了职业足球赞助的大门。电视媒体对于足球商业价值的提升，也在六七十年代逐渐体现，只是由于英国的公共电视市场，长期被BBC和ITV两家把持，垄断性媒体之间有着极好的攻守平衡默契，使职业足球的媒体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得到开发。

　　六十年代，英国劳工运动的一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百年的劳工顶薪制，这对于职业球员而言是一种经济上的解放，不过在俱乐部老板们看来，却是一种直接的经济挑战：为了维持各自的竞争优势，这种开放式的市场体制，意味着要招募和留住更好的球员，他们必须付出更高的薪水和转会费。因此对于大俱乐部而言，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对自己有利的职业足球模式，才能对足球进行更深的商业化调整。

　　一批足球商人，也在这个历史阶段先后登场。马丁·爱德华兹、大卫·戴恩们的到来，将彻底改变英国职业足球的面貌。百年传统，将随着足球商人驾临及身而亡。

　　足球严冬

　　曼联主席爱德华兹，是第一个领取薪水的俱乐部董事，他和同时代的艾利斯(阿斯顿未来主席)，其后的戴恩(阿森纳副主席)，都根本不接受联赛委员会长期遵守的公平竞争原则。他们或许不是为了金钱而投身职业足球，却因为认知职业足球而敢于放胆追求金钱。

　　要在英格兰联赛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需要得到92个职业俱乐部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首先就不是爱德华兹们愿意接受的，因为这样一个公平表决原则，意味着顶级联赛--英甲俱乐部的许多利益追求，必须得同时吻合下三级联赛，英乙、英丙和英丁俱乐部们的利益。一道大俱乐部和中小俱乐部之间的裂纹不可避免地被撕扯变大，联赛委员会也感觉到通过任何决议的艰难程度，可是这个机构的改革难度，一点不低于英足总的改革。当大俱乐部看清楚联赛委员会迟滞的行动能力后，独立成为了他们唯一的欲求。只有独立，大俱乐部才能摆脱那些他们认为依附大俱乐部而生存的小俱乐部"寄生虫"，只有独立，大俱乐部老板们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第一次独立威胁，发生在1981年，这时候英国足球的传统"五豪门"派别清晰，托特纳姆热刺、阿森纳、曼联、利物浦和埃弗顿开始商议，想要组成一个"超级联赛"(Superleague)，自己玩自己的赚钱游戏。只是这第一次独立诉求，并没有付诸实际，因为联赛委员会立即屈服，毫无原则地进行安抚。安抚的内容包括在联赛门票收入上，主队将保留所有门票收入，无需和客队俱乐部进行公平分配。大俱乐部在经济实力上的垄断地位，从此开始确立--在八十年代初，俱乐部经营收入上，接近90%的比重来自于主场门票收入。中小俱乐部一些可期待的财源被斩断，再想挑战大俱乐部的垄断地位已经不复可能。

　　然而这些被动的退让，是不可能满足豪门俱乐部胃口的，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收入偏低。1985年，第二次独立呼声威胁更大，因为"五豪门"看到了更多赞助资源的出现，也意识到了媒体将成为职业足球的一个新财源。豪门俱乐部和联赛委员会之间，连心平气和探讨的可能性都几乎消失，最终只能由职业球员工会干事长戈登·泰勒出面调解。这次妥协的结果是，顶级联赛--英甲，将得到英格兰四级职业联赛整体电视转播收入和商业赞助收入的50%，以及在联赛委员会各种决议投票中更大的表决权，同时将联赛委员会每个赛季从所有俱乐部提取的4%门票收入税率降到3%。

　　这次谈判发生在1985年冬天，也正是英格兰足球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此前布拉德福德火灾，导致56名球迷丧生，海塞尔惨案，导致39名球迷丧生，并且直接导致了英格兰俱乐部在欧洲赛事中被禁赛，英格兰足球流氓全球化的臭名昭著。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豪门俱乐部不但没有从拯救整个行业考虑，反倒是以时世艰难为理由，进一步要挟积重难返的联赛委员会继续让步。这次会议的召开地点就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附近，因此形成的协议，也就是"希思罗协议"。顶级联赛垄断整个联赛体制经营收入，在这格协议中得到确立。联赛委员会一让再让，到头来只能对豪门和顶级联赛完全失控。

　　不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豪门俱乐部都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汗颜，反倒觉得自己是革命性领袖。戴恩回想起那一段历史时，说足球处于灾祸之中，"我们这些俱乐部必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至于他们对于金钱的追逐，他们也认为是适当合理的，爱德华兹的一段话语尤其露骨："……那些小俱乐部正在吸干这项运动的血液，为了这项运动的生存，我们必须让这些小俱乐部们安眠消失……"

　　如果没有了构成金字塔塔基的小俱乐部，哪里会有金字塔塔尖的这些荣耀豪门？本位主义的思考，对现实功利的追逐，让豪门完全不顾身下小俱乐部的死活，自私让他们的思维不再具备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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