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概率能挑战规则

　　超出了很多人的设想，汪家的两兄弟虽然执拗却安静老实，认为自己是500万元得主的感情是从心底里发出的，没有虚张声势和纠缠。虽然网上的报道不少，两兄弟唯一给彩票中心打电话就是去年9月11日那一次，“人家说过期了我们也没再打”。而9月17日亲自去找彩票中心，还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促成的。虽然他们现在都明白了“是给记者拍了一下镜头”，但是他们都非常真诚地感谢带他们去北京市体彩中心“要说法”的记者。“我们没进去。”汪亮解说。记者要求他一路走到体彩中心门口，跟着他拍，又跟着他去找中心的领导。“其实是电视台的记者去找的领导，我们都在门外面。”汪家兄弟当时非常激动，以为记者能把钱要回来了，“就算要不回来，给个安慰奖也可以”。他们没有听到里面的对话，“我们本来说好16日去，可是下雨了，电视台就说17日再去，那几天我们高兴得很”。到了体彩中心才发现，电视台要的是把彩票拿去验一下真伪的镜头，“结果照了一下，嘟的一声，真的。我想记者人家都进去了，好歹也能为我们说几句话吧，他们都要不回来，我们就更要不回来了”。

　　绝望但委屈的汪亮解依然想不通，他开始买报纸回来看。“我看到有个报纸登了对两个律师的采访，律师说，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七星彩又是全国发售的，28天兑奖期限确实太短了。美国、加拿大的兑奖期限要好几年，最短的香港、澳门地区也要60天。”还有一个被不断引用的是哥斯达黎加的彩民，他发现过期彩票以后打官司赢回了全部奖金。有了律师的声援，汪亮解找到了翻身的底气，“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凭什么被他们拿走呢？”通过媒体牵线，汪家兄弟和律师刘金海和杨航远取得了联系。汪亮解随身带着一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典案例》的书，定价60元，他对照判决书和经典案例，已经说得头头是道。

　　“如果大家都能中奖，你定一个严苛的规则还行，可是这个概率这么小，还要定这样的规则，再说我买的时候，谁告诉我了啊？”汪亮解觉得体彩中心没有做到有效的提示，并且轻易免除了自己的责任。他现在不再哀求对方理解自己的苦衷，而是变成了一种愤懑。“愿赌服输的道理我知道，可是城里人总是拿他们的条条框框在规定我们，根本不知道农民的生活。如果我生活在北京，没有债务、病重的老人、家里的农活，我也会泡彩票点，可是彩票只是我的一点希望，一点美好的梦想，我还得干活，负担起一切城里人想象不到的困难。”汪亮解现在已经学会用《合同法》里的条款解释自己的案子，“我吃不起这个亏，我也会学习，可是我怎么拿《合同法》去和我的老婆解释什么叫免责条款？”

　　汪亮解生平第一次不再妥协和忍受。“500万元是我的，我已经得了。”谈起500万元奖金，这个平时坐着都歪歪斜斜的男人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执拗，“没有钱什么都不行。富人多一点少一点没关系，只有穷人才明白钱的重要。”最近有媒体放出风声，有人用50万元收藏这张作废的彩票，汪亮解立刻实际地决定卖掉，“然后媒体就再也不打电话来了”。汪亮解兄弟俩也不着急，那张中奖的彩票已经被握得又脏又旧，但他们依然相信即将到来的二审会让他们得到“本应属于我的东西”。汪亮解的女儿一个3岁一个2岁，他从来不会表达对于老婆孩子的情感。但是他知道，“我要把钱全都花在我们家人身上，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我们家在两条高速公路中间夹着，我回去在路边买块地皮，盖房子，搞小企业，回家乡去才是我光宗耀祖的法子。在北京500万元又算什么，只要回到家乡，我什么也不怕”。说到钱财也许会带来的危险，汪亮解软塌塌的身子忽然挣起来，神情愤怒得和刚才的绝望与颓丧判若两人：“如果有人威胁我，我就不要命了，把钱留给家人。如果拿我的孩子要挟我，对不起，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他，我要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弄死那个坏蛋！那才是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