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黎广 发自北京 　　两年前，中国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规模空前，以至于不少评论家认为这是世界体育史上最高规模和最具有热情的奥林匹克赛事。

　　但22年前，中国在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节节失利，以致举国上下都震惊不已。于是，当年一本《兵败汉城》的报告文学对这一事态进行了反思，并指出我国的竞技体育改革势在必行。一时洛阳纸贵。

　　2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北京奥运会上证明了自己的体育强国地位以后，广州也迎来了准备已久的亚运会。于是我们在想，这几十年来，我国的竞技体育界发生了变化，以致从1988年的“最低谷”到现在，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证明了国人在世界竞技体坛上的地位。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举国体制的成果，而当这一成果产生负面效应时，我国的竞技体育制度改革问题也越发迫切。

　　兵败汉城始末

　　1988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但这个祥瑞的年份并没有给我国的运动健儿在汉城的奥运会上带来好运。中国代表团在汉城仅仅斩获5枚金牌，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奖牌榜的第4跌落至第11名。1984年，中国人在美国获得了15枚金牌。

　　这奠定了对1984年延续夺冠高潮的基调，于是这种情绪在举国上下蔓延。只是后来的赛事结果证明了我国当时的自信和自豪来得有些太早。

　　1988年，在体操项目上，名将纷纷出现意外，李宁在参加鞍马比赛时，翻腾后没有站稳而摔倒，然而他只是站起来微笑面对观众，没有表现出失去金牌的沮丧之情，人们便纷纷指责其“不知羞耻”，并在赛后寄给他绳子，并叫他“体操亡子”。

　　“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中被苏联完杀；射击项目也挂了彩，夺冠热门许海峰以第27名创下了“历史新低”；乒乓球男单全军覆没；倒是那一年的中国男足杀入了奥运，但因为一球未进，也被评为“最没有进取心的队伍”，不料竟一语成谶……

　　这一切都不难看出当时举国上下对金牌的在意程度，而这种根基却来源于1980年和1984年的奥运会。但可惜的是，那是历史上两届不完整的奥运会。

　　1980年，奥运会原本在莫斯科举行，但苏联在1979年年底出兵阿富汗，因此不少国家的奥委会以“一边举办以和平、友谊为宗旨的奥运会，一边却派兵入侵别的国家”为由，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中国也参与其中。当时国际奥委会已经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有2/5进行了抵制，参赛的国家仅80个。

　　而另一边厢，在莫斯科奥运会期间，美国也在同时举行着一次综合性的国际运动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30多个国家参与了比赛。

　　而当时间推进到1984年奥运会时，苏联、民主德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先后以各种借口宣布不参加本届奥运会。而实际上，苏联无非是报美国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一箭之仇。因此当时国际奥委会的159个成员中，参赛的只有140个国家和地区。

　　这意味着在那两年参加的奥运会，都并非完整的奥运会。恰好是不少体育强国的缺席，中国在奖牌榜上的成绩才会令人惊喜。当时，这是大多数人对兵败汉城的理解。

　　但赵瑜在汉城奥运会结束之后，却以一本《兵败汉城》的报告文学，将我国在汉城奥运会失利归结于举国体制。诸如女排教练李耀先手中既无权，也无威，在政治与体育紧密相连的关系网中左支右绌，寸步难行；李宁本可以在1984年奥运会之后光荣退役，而汉城一时失手便被讥为“体操亡子”；过多丢失金牌，导致整个代表团的调子变为奥林匹克的精神是获胜而不是参加……

　　而兵败汉城的直接后果是当时体委主任李梦华“落台”，体委进入伍绍祖时代。评价里说，在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11 年多的时间里，他主持了多项重大体育改革，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的发展制定了许多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于是兵败汉城，成了我国近现代体育史上改革的原点。

　　体改从未停止

　　尽管1988年的兵败汉城给我国体育发展敲响了警钟，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没有重视竞技体育的发展。

　　实际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就对此事有了足够重视，指出旧中国体育是少数剥削阶级的专利，是少数人的体育。于是建国后仅25天，党和政府便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着手建立新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52年，出于国际政治需要，新中国决定组队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此举令中国走上竞技体育的发展之路，并参照当时苏联体育精英培养和训练模式，成立了完全行政性的、正部级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即“国家体委” 和“国家体育总局”前身)，用以统领国家体育发展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发展。

　　中央体委建立后，国家自上而下完善了体育行政系统，分别在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内建立了体育行政管理机构，最低延伸到县级政府机构，从而构建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体育行政管理系统。这个系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但此后的几年，国家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统开始分化，国家体育行政系统主要负责竞技体育发展，而这一目的是“为国争光”。

　　但到了“文革”时期，我国的竞技体育开始被认为是“少数人的体育”，是脱离了人民大众的资本主义体育而受到批判。直到“乒乓外交”后，这一体育模式才重新得到确认，而中国也开始着手重新进入国际奥委会。

　　改革开放后，我国又开始急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因此举国上下纷纷关注1980年和1984年的奥运会，直到1988年兵败汉城后，竞技体育发展的紧迫性急剧上升，原有的竞技体育体制也开始不断地被强化。而此时，我国的体育事业已经进入了伍绍祖时代，在他任职期间，外界称其对我国的体育事业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但在竞技体育方面，向职业化发展，是其眼光长远之处。

　　1992年，在伍绍祖领导下的国家体委召开了研讨体育体制改革的“中山会议”，并在随后1年颁布了《关于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提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体制改革目标。这意味着我国当时的体改，开始面朝职业化。

　　尽管仍然倡导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但伍绍祖的言辞中仍然体现着金牌至上的原则。对此，有评论家认为，“冠军”是改革者们的既得利益所在。职业化改革虽然要推进，但前提是不能损失金牌。

　　这也导致在近20年的改革中，这一《决定》希望取得的效果并没有实现，相反，我国的体育制度反而饱受诟病。

　　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

　　李志刚还是忍不住反问，“根本上有进步吗？”

　　早些年，他是《体育画报》中文版的主笔。一篇记录辽宁体院的文章奠定了他在体育界的地位。

　　或许他自己也在思考竞技体育改革的问题。“辽宁的体院实际上就是我国现代体育发展的一个缩影，它的发展就是中国体育的发展，它的进步就是中国体育的进步。”李志刚说，这个大院，一直被称为中国的金牌工厂，生产了十几块奥运金牌、上百块世界金牌、上千块全国金牌的工厂。

　　赵瑜向时代周报表示，现今，举国体制已经令中国的体育事业上下严重脱节，上面的人为了金牌拼命练，但却没有了群众基础，而在社会压力下，年轻人已经很少有时间与精力进行体育锻炼，因此国人的体质在下降。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自己是金牌大国，但不是体育强国。

　　赵瑜认为，“体育强国”这样的称号只会是那些体育弱国，而且经济上也是弱国的国家才能提出来，从而找到已经失衡的民族心态的支点。追求加冕体育强国的称号本身就是一种阿Q精神。

　　对于这一点，曾在《体坛周报》和《体育画报》供职的资深体育记者魏寒枫也在找原因，他认为，目前的体育竞技项目大多都缺乏市场性，仅仅是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具有一些民众基础，而像举重、柔道以及田径类的跳高、铅球等项目，普通人平时都难以接触。“这就意味着目前在体育项目的设置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没有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做出调整，这样的结果是，让很多年轻人一辈子都被那个没有民众基础的项目套牢了。”魏寒枫说。

　　而这一问题，恰好说明了我国竞技体育还没有走向市场化，魏寒枫表示，“现在跳水、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都已经成为了名利场，因为这几项运动的市场化程度相对高，所以它们在具有影响力的同时，对吸收运动员和帮助运动员获得经济回报上，都走在前面。”

　　《东方企业家》记者李志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