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举国体制的最高意义和目标是为国争光，而职业化是利益最大化，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身为队长和主力二传手，孙晋芳曾经亲历过老女排“五连冠”的荣耀；整整30年后，作为管理者和推手，她将另一个更为国际化的项目推向了辉煌。

　　6月4日，李娜法国网球公开赛夺冠。这被普遍认为是“金花单飞”改革政策下取得的成效。而这一允许运动员自主训练、自主参赛、自负盈亏的政策正是在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的坚持下实施的。这也被认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之下的突破之举。

　　在“走三步看一步”的改革推行两年后，孙晋芳感慨“家长难当”。在大多数网球运动员仍留在体制内、举国体制仍然存在的现实状况下，她既要对单飞的金花们实施管理，又要避免以前那种领导式的指示管理，与运动员进行协商式、契约性的交流。她把“单飞”的运动员比作嫁出去的女儿，希望对她们采取更“多元化”“最人性”的管理模式，“由你来选择，而不是我来命令你”。

　　毫无疑问，李娜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的胜利，证明了孙晋芳和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近几年来，在网球运动职业化方向上努力的成功。这种努力的可贵之处在于，李娜、孙晋芳和她们的同伴，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举国体制 ”的体育发展新模式。这是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顺应开放、多元的当今中国社会环境的体育运动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和“举国体制”有着很好的继承和结合，同时，又有着足够的、面向未来的创新和发展。

　　这次，孙晋芳以伤病之躯亲赴巴黎为李娜助阵。赛后，她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光靠她个人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中国新闻周刊：李娜这次夺冠和当年郑洁、晏紫在温网女双夺冠，是运动员在体制内外两个阶段的成功，对网管中心和你来说，两者的意义有什么不一样？

　　孙晋芳：我觉得任何一种突破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李婷、孙甜甜的冠军到郑洁、晏紫两次大满贯的突破，7年来，中国网球一直在不断进步。

　　2008年以后，中国竞技体育拿到世界第一，可是国际上职业化、商业化、社会化很高的主流项目中国都不行。网球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大，是主流社会中职业化、国际化最高的项目之一。所以李娜取得的成绩是轰动世界的，也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体现。

　　别人常问我，“你们女排在30年夺取冠军前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李娜如今夺冠有什么不同？”老女排夺冠时是刚刚改革开放，没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对于未来，人们需要一种精神的推动和鼓舞。

　　而今天李娜的突破，环境、政策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完全不一样了。与郑洁、晏紫的夺冠相比也是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李娜的成功是个人的胜利，你认为是这样吗？

　　孙晋芳：每个人的进步与个人奋斗肯定是分不开的。李娜的成功确实与她的艰苦努力分不开，但是这也离不开国家、政策、改革开放的形势，包括我们网球中心2008年以后进行的大胆改革。光靠她个人肯定是实现不了的。李娜自己在发布会上也说了这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网球的改革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作为网管中心主任，你最骄傲的是什么？

　　孙晋芳：这两年来，能不断地创造历史，她们成熟了，我(为此)付出了努力，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一个世界冠军，然后在另一个项目的领导岗位上做管理工作，又取得了一个冠军，而且还是在这样一个高关注度的世界主流项目中，取得了这样的突破，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

　　“她们那时已跟体制产生很大的摩擦”

　　中国新闻周刊：是你提出单飞改革的，当时的动因是什么？

　　孙晋芳：从2006年郑洁、晏紫的双打突破到2008年奥运会，我觉得她们已经具备了飞出去的商业价值。她们能养活自己，而以前养活不了。积累足够时，如果你不让她走，那是你不顺应这个项目的规律——过去的体制没有融入到国际氛围中，而这个项目是国际化的。

　　我觉得举国体制不是坏的，而是应该完善。尤其是网球，青少年阶段肯定需要举国体制，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而网球项目花钱很多，没有举国体制不可能培养出来运动员。但到了一定时期，也要顺应潮流，让运动员到国际市场上去拼搏、适应，再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

　　另外她们那时已经跟体制产生了很大的摩擦，包括李娜当时炮轰国家队和彭帅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在改革之前，我就明显感觉到了这些碰撞，这说明现有的体制在这个历史阶段已经不适应网球项目的发展了。我们一定要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新闻周刊：允许运动员单飞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为什么这个政策在2008年奥运会以后才推出？

　　孙晋芳：这个事其实2006年就开始考虑，拖了好几年，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当然过程中碰到很多困惑和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我们一直在反思和深思。

　　一个政策的推出得找到一个合适的节点。我们跟运动员也讲，在2008年以后一定会采取很多改革和开放的政策。

　　一开始叫李娜单飞是不可能的——她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团队去帮助她。另外，我们得保证运动员适应参加国际赛事时的语言、饮食、时差问题，甚至常年在国外奔波的孤独感。不具备这些，怎么飞啊？

　　中国新闻周刊：单飞对传统体制是一个挑战，你当时是不是顶着极大的压力？

　　孙晋芳：我确实压力很大。这个压力来自于多方面，一是放飞对现有体制的冲击很大，现有的分配政策、管理体制和机制跟它是格格不入的；二是她们出去以后，奥运争光计划能不能落实？第三，运动员放出去以后你怎么管理？这是更大的挑战。过去是领导对下面下指示，而现在是一个协商性的交流、契约性的管理，完全不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你当时非常努力地向上级申请和批准这项政策，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

　　孙晋芳：可能我经历了很多，我这个人无所求，无所谓，但是我觉得改革上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吧。

　　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都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一个相互理解、相互认识的过程。总局领导的支持也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到了这个阶段他们才能认识到。走到最后，领导非常支持我们的改革和解放生产力。

　　我们在一线上，面对很多困惑挑战，所以逼得我们要去改革，只能跟领导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改，我们改了之后干什么，改革的风险在于什么。改革只有两条路：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竞技体育很残酷，它用成绩来说明一切，所以我们很谨慎。

　　“这条改革的道路走对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单飞”改革之前，网管中心做过什么样的准备？

　　孙晋芳：在推动改革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理论探索和总结。举国体制的最高意义和目标是为国争光，而职业化是利益最大化，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甚至改革以后每一步怎么走，会出现什么问题，放出去以后怎样才能不失控。

　　就像女儿出嫁一样，你肯定希望她以后可以生活得更好，但是你要跟她讲很多道理——婚后生活不是像在家里面父母准备好三顿饭，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家庭，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还要呵护她，帮助她走好。

　　中国新闻周刊：网管中心具体怎样管理单飞后的运动员？

　　孙晋芳：我觉得运动员猛地被放出去后会感到很自由，就像出笼的小鸟，但她们也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过去我们给她们包办签证、旅馆、装备，而她们一出去，什么都是陌生的，都得从头开始自己做。在过渡时期，我们还得在这些方面提供帮助。她们每一次比赛回来我们都要交流、沟通，问她们需要什么。

　　另外，我们在大比赛中给予保障方面的帮助，治疗、帮助，国家在这方面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就像这次法网，我们团的人过来以后帮助她们按摩、治疗，让她们有归属感。

　　单飞以后不是不管理，而是改变了一种管理方式：更人性、更顺应这个项目的要求，给她们一种亲情、人文的关怀，我想她们需要这种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论目前几个单飞运动员的状态？

　　孙晋芳：就跟小孩一样，刚刚出去后不想回家。走了一段时间，就连机票都得考虑哪个是最经济的，她们突然一下子成长了。她们现在感到家里很好，觉得过去在体制内太舒服了。

　　郑洁、晏紫、李娜、彭帅都这样教育现在体制内的年轻运动员：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一定要珍惜呀。她们明确感觉到现在的年轻运动员就是条件太好了，所以没有紧迫感、压力和责任。

　　我曾对媒体说，我很高兴，嫁出去的女儿生活得很好，我很放心。我觉得她们从不适应到适应，从没经验到有经验，从不成熟到成熟，她从一个完全体制管束下的运动员到可以自我约束，因为她有生存压力。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实施了两年的“金花单飞”改革，你如何评价？

　　孙晋芳：我经常对运动员们说，你们飞出去以后我的压力非常大。你们是一个试验田，发展好了，说明我们的改革政策是对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走好。回过头来讲，我们现在这条改革的道路是走对了、成功了，对中国体育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示范作用。

　　现在的体制改革中会受到很多制约，我觉得一个项目要做到好很不容易，你要改变很多。就我这个项目来讲，我今后会考虑另外一些层面的问题：怎么完善改革，怎么构筑青少年培训，怎样出现更多的“李娜”和“郑洁”来为国争光。希望她们的突破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政府更大的投入，让更多的青少年走到网球场来，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本刊记者/万佳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