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朱轶

　　1988年的一个下午，15岁的李芳穿着一件粉色球衣，正满怀希望地前往温网少年组赛场。迎面走来的赛场工作人员，挥手拦住了他的去路。说起那次“意外”，蒋宏伟和弟子李芳一样，有着一个最大的感受：土。“队员们几乎都没打过国际比赛，甚至不知道温网穿白衣的传统。”蒋宏伟回忆道，粉色球衣只是中国网球初涉国际赛场的一个小小投影。

　　就像是在黑暗中寻找道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一个先行者的汗水都垒高了后来的起点。偶然的机会，蒋宏伟从羽毛球改行到网球，后来又致力于中国网球的职业化。“可以说，改革开放给了中国网球发展和很多网球人‘第二次生命’。”在蒋宏伟的记忆里，这段伟大嬗变的些许痕迹，已深深烙刻在他生命的细枝末节中。

　　“当时，中国网球的水平在亚洲并不差，外出比赛却总是很难突破。所以想走出国门，去网球发达国家学习。”

　　公派留美

　　“洋插队”改变了一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巧的是，21岁的蒋宏伟也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转做教练。“当时一年只有一两个国内比赛，更谈不上国际比赛。所以竞技水平并不高。”从转换身份的那一刻起，蒋宏伟渐渐明白，没有比赛，中国网球和中国网球运动员根本没有出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的年代到来了。“倒爷”、“洋插队”开始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两股潮流，蒋宏伟的心里也泛起了波澜，他知道自己的执教之路，欠缺太多了。“走出国门，去网球发达国家学习。”这是他当时最大的心愿。

　　1985年，蒋宏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通过在美华人的联系，蒋宏伟和几名队员成为公派美国的留学生。从盲人摸象到豁然开朗，内外巨大的差异让蒋宏伟如饥似渴地补充着对职业网球的理解。师从于美国四大教练之一的丹尼斯·范德米尔，他几乎和当年所有的留学生一样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留给了网球。

　　在美国一年的学习，除了开阔了眼界，他也拿到了ITF优秀二级教练执照。这个时候，范德米尔希望这位开始慢慢显现执教天赋的中国小伙留在自己的学院任教。“我们那一代人也大都希望把学到的东西带回国内。”不过，让蒋宏伟毫不犹豫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心目中有了中国网球发展的大致脉络。

　　事实上，赴美前一年联合会杯上的经历，是直接促使蒋宏伟“充电”的原动力。1984年，他以队里最年轻教练的身份与中国女网一起出征联合会杯。当时的年轻人大都充满激情，不过又大都充满迷茫和困惑，蒋宏伟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中国网球的水平在亚洲并不差，外出比赛却总是很难突破。”

　　“当初队员们出国比赛，每个月的电话补助也只有4元人民币，我们都开玩笑这是‘感情联络费’。”

　　节省经费

　　教练们吃西瓜度日

　　20年前，国内普通人的衣着渐渐鲜艳起来，不过中国运动员的运动服还基本是一成不变。“我们在国外打比赛，所有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中国来的。因为我们的球衣太土了，我们的装备也只有一小部分来源于赞助商。”从蒋宏伟的笑声中，很难想象当初的场景。

　　1988年至1993年，是蒋宏伟第一段女网主教练经历，“当时网球只是为了亚运会而战，留学归来的他最早提出了‘职业化、国际化、商业化和电脑排名化’的职业化概念。”不过外部条件却一直限制着他的梦想。

　　更尴尬的是，女网每年获得的拨款，只够参加10个左右的国际职业赛事。说起当时队员和教练的收入，蒋宏伟先说了一个故事：当时为了能够节省经费，教练们基本都不出去吃饭，有时候甚至吃西瓜度日，一周时间就瘦了十斤。“当时奖金的21%归队员，但比赛少成绩一般这些奖金根本不多。”即便当时自己的收入，蒋宏伟坦言，除了基本工资，所有的补助加起来每月只有400元。

　　“当初队员们出国比赛，每个月的电话补助也只有4元人民币，我们都开玩笑这是‘感情联络费’，因为以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夹缝中，蒋宏伟带着李芳杀入了澳网第三轮，并把她带上了WTA第36位的排名。这样的排名对于现在的李娜、郑洁而言并不耀眼，不过这些李芳的后辈们每年分到手的赛事奖金就有百万元之巨，她们不再需要担心球拍和装备，因为她们有最好的赞助商。

　　“90年代末，打网球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地方的教练也多了起来。甚至很多年轻人自己掏钱去打球，学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