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杰

　　姚明9岁开始学习打篮球，并不仅仅因为那时他的身高已超过了1.70米。曾是优秀篮球运动员的姚明父母，希望儿子能凭借这项体育特长在考大学时得到加分。在中国，上大学通常被视为找到好工作的前提。

　　这个愿望至今还没完全实现———18岁就进入中国国家队的姚明，还没等到机会上大学，就前往大洋彼岸，最终成为如今的NBA巨星。

　　从2002年进入美国NBA，踏上代表世界最高篮球竞技水平的舞台开始，姚明的名字经常与一个有13亿人口和5000年文明的国度联系在一起，并且往往超出体育范畴。

　　7年来，球场上的成功和“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爱国精神”让姚明在中国获得了体育巨星之外的另一个头衔———民族英雄。

　　这位身高2.26米的巨人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不希望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这顶桂冠对29岁的他而言，有些太重了。“我没觉得我是英雄。小时候大家说的英雄几乎都是为国捐躯的，长大了大家认可的体育英雄，比如李宁和中国女排，他们取得的成就都是我比不了的”。

　　黄连汤的洗礼

　　1980年9月12日，姚明在上海出生。父亲姚志源上世纪70年代效力于上海男篮，母亲方凤娣曾为国家女篮主力中锋。姚明出生后第一口喝的不是妈妈的乳汁，而是中药黄连汤。

　　“我父亲说这是当地风俗，只有让孩子先知道了什么是苦，才会懂得什么是甜，”他说。

　　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姚明，9岁时被送入体校接受专业的篮球训练。而在13岁进入上海青年队之前，他每天要在体校球场苦练至少8小时。

　　“那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年代，”姚明回忆说，“为国效力是我从小接受训练起最基本的教育，李宁和郎平是榜样，练球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进国家队。”

　　姚明在中国的培训机制下养成了很强的纪律性———一项他认为特别适合篮球这样强调合作的集体项目的特质，在此影响下，他习惯保持中庸，不善冒险。

　　“除非万不得已，我开车只走一条熟悉的道路，而在球场上，我永远不会一开始就走在最前端，我喜欢像搭积木那样一步步来，而外国队友面对一个可能失误的得分机会则更愿意去赌一把，”他说。

　　姚明认为自己的纪律性与父辈习惯的“绝对服从”不同。

　　“我的想象力没有被抹杀，”他说，“父母当球员时国家处于封闭状态，他们可选择的机会很少。从一开始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就决定了你今后的道路，而我们这代人掌握的信息和获取信息的渠道都多得多，这让我们有了更多选择，可以改变命运。”

　　“中国制造的资本家”

　　姚明的确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去地球的另一面打球。七年前，顶着NBA选秀状元的光环，22岁的姚明踌躇满志奔赴美利坚。此前，他在国家队的队友王治郅和巴特尔已登陆NBA，但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美帝”在姚明童年的记忆中很具体：“戴着鸭舌帽，穿着西装，披着风衣，拿着手杖，旁边挽着一位金发美女”，过着腐朽的生活。然而，第一次看到休斯敦火箭队1100多万美元的签约合同时，姚明真实地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像从前按收入划分成分，我就是个资本家了，可实际上我还靠劳动来获取报酬，只是个蓝领工人，”他笑着说。

　　“30年前我父母不可能想象到外国打球，因为国外就是资本主义；20年前，我们也不可能想象到NBA打球，因为水平落后。只有社会开放进步了，才有我们的机会。”

　　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多少有些盲目出国的中国人不同，姚明认为自己的“行李”更充足。

　　“主要在这儿，”他指了指头，“我们这一代人出国前就很西方了，幻想少，更务实。”

　　但是，现实从不单纯。从最初踏足美国被误认为是日本人到成为NBA第一中锋，姚明逐渐意识到一个“中国制造”在美国打球的特殊性———尽管他不愿与政治挂钩，但还是被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在家乡，他又因为在西方人擅长的运动项目中取得傲人成绩而成为“一个中国梦的象征”。

　　“我表现得好不好第二天都会上网上报纸、电视，刚开始会因此有很大压力，害怕自己做不好丢的是一个国家的脸，”姚明说。而当赛前外国队友们一起祷告寻求精神支持时，一旁的姚明更感到孤独。

　　“这时赢球就成为我的精神动力，而且现在也习惯了外界的关注，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可一旦穿上国家队的背心还是很兴奋，尤其在奥运会上，”姚明说。

　　长期身居海外的姚明也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西化，但他强调生命中有一部分难以改变。

　　“在球场上每分必争、敬业拼搏，这是在美国学到的。我的生活习惯和做事情想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向美国人靠拢，但我知道永远不会靠在一起，”姚明说。

　　“如果想通过我认识整个中国，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身上的中国部分只有20%到30%，就是中国5000多年文明积累下来的中庸、勤劳、忍耐和包容的民族秉性，这在我身上打了烙印，去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