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军
每届的全运会尘埃落定，总有几位未满正常任期的地方体育局长因成绩不佳而去职。1987年广州举行的六运会上，西北某省金牌颗粒无收，其体育局长还未及率队返回，即被宣布免去职务。
压力如此巨大，却很难听到任何一位在位的地方体育官员对全运体制有所质疑。上届全运会上，身为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曾听到另一位体育局长的“肺腑之言”：“假如没有了全运会，我们体育局将什么都不是！”
没有了全运会，体育局的工作就得不到上级重视，无法得到地方财政的大量拨款———曾经身为局内人的陈培德对那位体育局长的感慨做出如是解读。
也有人更尖锐地指出，某些人极力维护全运体制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背后有着惊人的“全运腐败”，建议对全运会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的资金投入进行审计。
还有学者评论，全运会扭曲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宗旨，对于体育官员和体育政绩，同样需要像其他领域一样树立科学发展观。
1990年底，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谢琼桓曾主持起草了一份“各省市区体育工作评价体系”，希望改变单一的以全运会成绩为指标的体育评价模式。这份报告几易其稿，终因“操作难度太大”而胎死腹中。
曾长期在中国体育界担任要职的魏纪中说，今年他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体育官员，都在大谈“全运年”的指标。谈到全运会的出路，魏纪中在承认全运体制确实存在诸多漏洞的同时，并不主张取消全运会：“我不赞同先破后立，而是要先立后破，逐步改良。”
而另一个更深层的、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国家体育总局并不是下一级体育机构的行政领导机关，各地方的体育官员事实上只对当地政府负责，其业绩考核与升迁也由当地党委、政府决定。换言之，要调动地方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全运会是目前体育总局能够拿出的惟一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