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国足球超级派系 参与方与打击假球短兵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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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10月24日02:03 东方早报 | |||||||||
狂想?玩笑?中超2005的头名昨天没有悬念地诞生了,徐明旗下的大连实德第8次夺得冠军。2005年没有悬念的还有:球市跌落低谷,亚冠铩羽而归,中邦、国际易手,深圳期待再转让……当看到徐朱同盟这个狂想时,没人笑得出来。狂想没有沦为笑谈是因为,这是资本力量压抑许久之后的一种诉求,这是中国足球顽症的一种歧变。我们痛恨一切形式的派系,它违背了竞技准则,但在这场2006狂想曲中,我们也看到了悖论后的合理性———中国足球难以行进的怪圈。
庄家到底能得到什么? 这和炒股票想暴富一样,谷底是出手最好的机会。 “打个比方,中国足球现在值1块钱,也许还会跌到9毛,但比起以前的5块钱,现在进来实在太合算了。我现在还没指望靠足球来赚钱,3年不够,5年?我等得起。” 入圈不久,这就是朱骏对足球的看法。他和徐明在此时选择扩张的理由正在于此,当然,前提是他们俩“等得起”。以目前两人的身价,联合支撑中超多支球队几年应不成问题,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完全有能力逐步改善所控球队的形象。如此一来,整个联赛的形象势必也会得到改观,那时就是他们收获的季节了。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在他们的统领下建立中超公司,更好地打造中超的整体品牌,日后仅冠名权、转播权就可收回今天的这点投入。这个手法在欧洲联赛都有现成的例子。 徐明曾发誓般表示:“2008年之后我也许会全身心投入到中国足球。我就不信,搞足球赚不了钱!” 钱对于徐明、朱骏早已只是数字。他们不信在国外赚钱的联赛在中国就只会赔钱。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商人们习惯了成功,不喜欢认输。 中超革命夭折后的变相诉求 徐明不是一个轻易就认输的人,因此一切还得从轰轰烈烈的“中超革命”说起。当时,徐明就联合了除鲁能、申花、泰达外的几乎所有中超俱乐部,并提出了组建中超公司的具体构想,这些构想当时都以“文件”形式公之于世,紧接着,投资人会议一出又一出,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中国足球似乎就要见到转变。 然而,就在紧要关头,革命派核心成员张海入狱,徐泽宪失势,之后,中国足协的一套组合“太极拳”将革命化于无形,中超不但没有向商业化的中超公司靠拢,反而更加政治地为奥运战略服务。于是,今年中超的市场开发和球市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从表面看来,徐明退出了和足球正面争斗。有人事后透露,徐明当时寻求的有两条道路:新的革命方式(转入地下,秘密扩张)和新的合作伙伴,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统领中超后,才更有发言权。 这时一个朱骏伴着网络神话出现了。 今天,徐明与朱骏之间可能出现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之前一切的一种延续。当然,朱骏的资本要比张海的资本纯正得多。 依仗网络起家的朱骏,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人,不可能做赔钱的买卖。因此,朱骏很可能早已做好了向足球大肆扩张的准备,或者说有了凭借足球向其他行业延伸的想法,这一切在徐明产业扩张中都有现成的成功经验。朱骏需要徐明的指引,而徐明也需要像朱骏这样的盟友的协助。 资本的利益追求尚未得到满足 为什么朱、徐有联手可能,看看当时的“联名革命”就知道了。资本力量的联合,对资本利益追逐的联合。 如果足球有赚头,这个阵容应该更加强大。云南红塔、四川全兴、广州松日、深圳平安、大连万达、青岛颐中……中国足坛曾经显赫一时的名字都灰飞烟灭,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在经历了职业联赛初期三五年的热度后,纷纷退出。 很多企业不在乎直接的经济利益,比如红塔,一年的广告费不只可以养活一支球队,但最终他们还是毅然退出了,因为足球糟糕的形象与他们完美的企业形象正在背道而驰。 当然更多人退出还是因为搞足球已经开始得不偿失,比如以前地方政府给的大量优惠政策逐渐少了,而俱乐部自身又难以赚到钱。如今中超的16家俱乐部中,更有80%以上想退出,如果不是政府支撑,要退出的恐怕更多。无名无利,甚至背负恶名,还赔钱进去,企业自然要退出。 因为利润萎缩造成的市场真空,在一瞬间就可能成为奇货可居。后来者无非对利润的追求更有欲望,更有耐心而已。 民资介入对抗行政足球的短视 “官本位”的管理思路一直是球迷不齿足协的一个诟病。 “出线足球”曾在中国足坛甚嚣尘上,由此产生的中国青少年队员年龄问题,联赛残缺不全问题,球员训练不科学不系统问题,一直拖着中国足球前进的步伐。 阎世铎时期最大的政绩在于2002年韩日世界杯出线,而为此,中国足球也遭遇了灾难。取消升降级,联赛没有了动力,变得面目可憎。球员水平停滞不前,球市一落千丈,丑闻一再频现。经过“洗礼”的中国足球国字号在去年全线溃败,并最终引发中超革命,中国足球陷入冰点。 而国外联赛的积淀历史告诉我们,具有独立性的联赛体系,完善的俱乐部会制,循序渐进的青少年培养机制创造了现代足球盛世。 商人们的利益驱动,附以科学的管理规程,是市场活力的决定力量。而徐朱联盟的最大合理性,就在于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参与方与打击假球短兵相接 谈到派系带来的害处,大家都已耳熟能详。“派系”最大的危害就是妨害公平竞赛。今年投入巨大、志在夺冠的山东鲁能就曾抱怨,“与实德不在同一起跑线”,实德依靠实德系成员的支持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18分之多。“派系”长久存在,必然会使整个中国足球逐渐失去活力。 “派系”还容易滋生非法赌球。派系内成员按照盘口打比赛,给自己和庄家带来巨大非法收益。而在这样的环境里,队员们也会逐渐失去进取的动力。 从长远来看,“派系”有百害而无一利。虽然声讨“假球”的浪潮越来越高,但苦于难以获取证据,那句“举报一个,处理一个”的豪言彻底沦为笑谈。 大胆设想,如果徐朱联盟,打击假球可以潜规则对抗潜规则,或许比在外围的行政力量来得更有效率。而现在的打击体制里,缺乏的恰恰是参与方的同盟。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梧桐树协议”,当时佣金制度混乱的华尔街如何能够自律,并发展至今天的金融中心。 以企业家概念替换所谓的“足球产业化” 打着足球产业化的旗号,足协也组建了一系列“红色”公司,比如著名的福特宝公司,然而,这些公司具体的运营情况怎样,明眼人一看便知,中超今年在裸奔中走向终点。而之前中超各俱乐部每年从联赛中能分到的钱也少得可怜,甚至还拖着不给。 当初中超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企业家的概念真正替换足协领导下“夹生”的足球产业化。徐明的中超公司方案,就是完全从国外联赛运作模式借鉴来的。 而徐明身后500多人的智囊团,绝对要优于足协办公室里的那些幕僚,至少在革命中他们已拿出详尽的方案。 如今徐明、朱骏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尽量多地收购俱乐部,无疑是在净化联赛的资本,从根本上扫除组建中超公司的障碍。 徐明语录 “只要有人退出,我就收购。” “2008年之后我也许会全身心投入到中国足球。我就不信,搞足球赚不了钱!” “我当年从王健林手里收购万达,只用了5分钟;从杨肇基手里收购全兴,只用了10分钟;把孙继海‘卖’到曼城,只用了不到20分钟。但这回……” “我对中国队的比赛不感兴趣,出不出线对我来说无所谓,中国队打科威特队的时候,我也一样没有看。改革跟出线不出线没有太大的关系,出不出线,都非要改革不可。” “中国足球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我们团结起来振兴中国足球。” “做一件事情的准备,就像足球场上的越位,早一点会被吹违例,迟一点就失去时机。”对球员说,“我保证你们比以前过得好。” 徐明34岁辽宁人中国致公党党员,高级经济师,现任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生命人寿保险公司副董事长,大连市商业银行副董事长,省政协委员、常委,省工商联执委,省商会副会长,大连市工商联副会长。资产超过40亿元。 作者:早报记者 董进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