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未死，但已病入膏肓———当中国足球进入价值观普遍沦丧的时代，深陷“原罪”中的中国足球的确需要进行一次自我救赎。当然，“足球媒体”也需要反思，需要清醒，需要一次同样的自我救赎。
这种救赎只能是自我救赎，而这种自我救赎的核心就是规则的重新建立———重建信任，“足球媒体”与其受众者之间的信任、“足球媒体”与中国足球之间的信任以及公众
与中国足球之间的信任。很显然，在这个关联中，“足球媒体”就完全显示了其作为媒体的重要功能———监督和桥梁作用。但显然，由于自身一些原因，已经习惯炒作和虚假的“足球媒体”现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这种功能，甚至已经部分地失去了其受众者对其的信任。
至于中国足球的“信任重建”，虽然就像香港的警察和“黑社会”同拜关公一样，诉诸关公或类似的道德偶像，也是重建信任的一条路子。但这条路对人的精神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对某种一元化的价值及其神圣性也有高度的依赖。一个利益与价值高度分化的圈子，如何在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秩序里追逐利益？从人类经验与有限的理性看，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是构建以信任为基础的“稳定结构”的关键。重建信任，必须以“契约论”来构建一个让各种利益和思想在程序平等的机制中都能得到伸张和表达的秩序。
如果承认“潜规则”的力量对于中国足球的作用是在短期内无法根除的，那么如何防止中国足球继续“西西里化”？其实，这就要看中国足球能不能够提供一种强大的、完全异于现行的组织逻辑和竞争手段？很显然，如果这种路途被完全堵死，各种程度不一的被公众视为不正当的利益，就没有丝毫救赎的机会，中国足球就只能远离正式的制度途径，只能以“潜规则”的方式来寻求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
显然，中国足球需要救赎，而完成这种救赎就需要“新规则”的建立，而不仅仅是百折不挠的“出线”或者是无休无止的“揭黑”，当然更不是那一场场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