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伊兹密尔（土耳其）8月19日电记者公兵、王镜宇
“体教结合从1987年推出到2003年，十几年来没有什么成效，根本原因是两套体系并行”，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日前对记者这样说。话语中凸显了体育、教育两套系统在推行体教结合上存在的矛盾，体教结合尚存体制性障碍。
钟秉枢说：“两套体系的并行致使高校在开始张罗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管理体系照常运行。围绕奥运会、全运会、大运会、城运会等一系列运动会，顶尖运动员都在体育系统中，选拔选手、组织比赛也是体育部门操办。于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进入大学系统的运动员，缺乏独立的比赛体系，使得大学并未能真正发挥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作用。这与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
他认为“体教结合的转折点出现在2003年”。他介绍说，国家把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外联和组团任务由国家体育总局移交到教育部，由中国大学生体协具体操办。大学生体协原在教育部体卫艺司，是以民间社团形式出现的集政府职能和社会功能为一体的机构，独立成立了大学生、中学生体协联合秘书处，开始赛事运作、大学生赛事的运作和管理，大学生的赛事慢慢形成。
学校体育强盛之后，必然会发生与体育系统的矛盾。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秘书长杨立国谈到了“代表谁的利益”问题。他说，以此次大运会为例，因为第十届全运会即将于10月在江苏举行，这必然牵扯到各省市的利益，于是有个别优秀大学生运动员并没能前来参赛，无疑降低了中国代表团的夺金实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的夺金目标骤减到10至15枚的原因之一。
有专家提到，由著名教练于芬统辖的清华大学跳水队由于缺乏参加大赛机会，导致手下队员“出走”，流向各省市专业队，显示了教育、体育部门在体制上尚需理顺，在合作上尚需改进。
本次世界大运会中国代表团首次由教育部牵头，使人看到了体教结合发展的趋势和希望。但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苏长青却有危机感，他认为目前运动员、教练员包括高校的体育人才实际上都是体育部门多年来培养出来的，教育系统自己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教练员的体制和机制尚未形成，这是一个隐患。对此，苏长青建议教育部更多地将招收体育人才的自主权交给高校，放宽招收体育人才的门槛和范围，而不是将一所大学限制在只能招收某一个项目或几个项目的体育人才上。（完）（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