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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员经历

　　超霸杯帽子戏法

　　曲乐恒被人们所熟识还是在2000年3月辽宁队与山东鲁能的超霸杯赛中。那一天，为辽宁队实现冠军梦想的正是久疏战阵、在替补席上苦苦等待了好几年的曲乐恒。他头顶脚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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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个完美入球为辽宁队锁定胜局，成全了球队夺冠的梦想，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超越。全国的球迷几乎都在这一刹那记住了他的名字，记住了这个优秀的年轻人。从替补席上走上场中的曲乐恒感到自己事业的春天终于来了，在球场上他的状态、他的意识越来越出色，已经渐渐成为辽宁队前锋线上不可或缺的一员了。他仿佛看到了似锦的前程以及美好的未来。

　　车祸中轰然倒下

　　然而春天的天气是多变的，比天气更多变的是命运。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曲乐恒万万不会迈上张玉宁的汽车。2000年4月26日突降的厄运提前地、也是永远地结束了曲乐恒的青春，他一切美好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他的春天在最绚丽夺目的时刻戛然而止。“和张玉宁吃完饭回来，在路上出了车祸。”当曲乐恒向记者讲述当日车祸的经过时，他的表情是木然的，但他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双手还是泄露了当事人内心的痛楚。据曲乐恒回忆，坐在副驾驶位的他起身拉车门的时候，感到腰部一阵巨疼，那一瞬间他已有了不详的预感。昏迷中他感到自己流了一脸的血，眉毛断了，眼睛睁不开，腰痛的厉害。身边的同伴没有人报警，没有人找救护车，丢下他一个人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几个过路人把他抬到面包车上，颠簸两个小时才送到医院。到了医院拍片的时候曲乐恒已经知道自己伤势不轻了。但他不愿往最坏的方面想，只是拼命地喊着：“我到底能不能踢球了？”然而没有人给他确定的答案，急救室里忙成一团，大夫护士按着他的脸给他缝针，为了控制他激动的情绪给他打了一支镇定剂。就这样，时而迷糊时而清醒的曲乐恒在不安和痛苦中熬过了一宿。

　　康复生活

　　绝望中曾想过自杀

　　从被抬进医院的那天起，曲乐恒就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一方面天性乐观的他还抱有“重返球场”的希望，期待着奇迹的出现；另一方面，伤痛给他在肉体和精神上带来的困扰令他夜不能寐，日益消瘦。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过希望，始终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直到几次手术之后，当他从众人回避的眼神中读懂其中的同情时，整个人陷入崩溃的边缘。

　　“一夜之间，我失去了一切。我的足球事业、我的理想、我对未来的希望，甚至作为一个正常人基本的行动能力我都丧失掉了。如果让我天天在家坐轮椅，如果不踢再足球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车祸发生后，每年生日、春节，曲乐恒都会悄悄地许愿，希望自己能在新的一年里站起来，然而四年过去了，除了腿部稍稍有点知觉外，站立、走路几乎是只能在梦境中的美好奢望。曲乐恒告诉记者，曾经一度，自己在漫漫地黑夜中绝望地想过死，“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在轮椅上呆过，你无法体会这种没有知觉、生活不能自理、每天被疾病煎熬的痛苦。”然而他无法舍弃自始至终陪伴他疼爱他的亲人和朋友。“家里就我一个独生子，从小我就是顶梁柱。我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够让父母操心了，如果我再不坚强，家里这两个老人怎么办？”

　　桑兰给了他很大鼓励

　　在北京康复中心呆的时间长了，见到的病人也多了。看到那些比自己病情还要糟糕，瘫痪位置比自己还严重的患者仍抱着乐观的态度生活，曲乐恒也领悟到生存的艰辛与生命的珍贵。

　　一次偶然的机会，曲乐恒见到了前体操运动员桑兰。那个在意外中瘫痪的娇小女孩每次看到他都会露出甜美的笑容。“桑兰的伤情比我严重多了，我起码上身、胳膊都有知觉，她连抬手都很费劲。即使这样，桑兰仍然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并鼓励我好好生活。这让我特别感动。”

　　曲张官司

　　与张玉宁已是陌生人

　　采访过程中，张玉宁这三个字一直是个敏感的名字。2004年3月8日，沈阳市东陵区法院对曲乐恒诉张玉宁人身伤害以及赔偿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决张玉宁赔偿曲乐恒医疗费等各种费用263万元。由于曲张两家在一审判决后相继递交了上诉状，张玉宁一家要求法院将赔偿金从263万下调到70多万，而曲乐恒除了书面上要求张家追加60多万的理赔金外，在上诉状中曲乐恒强调最多的仍然是“张玉宁必须向我当面道歉！”当谈到目前法院已经作出的一审判决时，曲乐恒显得比较激动：“我希望通过法律得到应有的抚慰。”

　　“有些问题并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出事四年了，我一直希望张玉宁能给我一个交代。这件事情如果弄不清楚，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因为对我来说，那是个谜团，我躺在地上至少半个小时，他们无论是110还是120都没打。即使是陌生人，看见有人出车祸躺在那里会不会去救一下。何况我们还是从小玩到大的队友，这到底是为什么？”曲乐恒说：“在此之后，我几次试图找张玉宁，但他连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

　　曲张两家父母以前都在一个单位工作，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因为新生的变故，友谊的终结、感情的怨恨，成了现在基本不正面接触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当记者问及曲乐恒现在对张玉宁的感情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张玉宁对我来说已经是个陌生人，他不配做我的朋友。我和他打的是一场陌生人与陌生人的官司。”

　　关于未来

　　最大愿望是能站起来

　　四年时间，不短也不长，普通青年刚好可以念完本科，而四年的轮椅生活足以把一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变得体态臃肿面容踌躇。

　　面对记者，曲乐恒熟练地把灵活的轮椅牢牢地固定住，低沉地说：“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身体好。不用跑，就走走，哪怕能站起来就行！”

　　曲家住在六楼，虽然没有电梯，但对普通人来说上下楼算不了什么，但对曲乐恒来说，这却是不可逾越的一段距离。从北京康复中心回到沈阳的家快一个月了，曲乐恒大部分时间困在家中。要想下楼去溜达一下，至少需要三个人跟他下去，通常情况下是姐夫背着他，然后由父母抬着轮椅跟在后面，上楼也是如此。当曲乐恒的母亲为他撸起裤管进行按摩的时候，记者看到的是两条与上身极不协调的瘦腿。“回到沈阳后，就一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治疗，腿又不行了，肌肉萎缩得厉害。”曲乐恒的母亲陈慧茹红着眼圈说道。

　　然而从曲乐恒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康复仍充满信心。或许源于对现代医学科技的信赖，曲乐恒表示：“如果在20年前，我这样的病根本就没法治，但现在已经不同了，据我所知，美国的临床实验已经有好几个像我这样的病人都治好了。”

　　要自尊地生活

　　“我不需要人们的同情。虽然我在身体上是弱者，但我精神上并不比别人少什么。我一直乐观地鼓励自己，把这些年的遭遇当作一种磨难，人生谁还没有大起大落？”曲乐恒说。

　　对于未来，曲乐恒不敢奢望大事业，他想获得的只是一种简单的谋生手段，因为对他来说，生存才是最基本的要求。“我现在天天坐在这里，没有任何的生活来源，好在现在有我爸妈伺候着，但他们要老了怎么办，谁来照顾我。即使到最后也不能站起来，我也必须自己能养活自己，要过有自尊的生活。”曲乐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