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福明的“让金”事件发生后，“让”这个词语最早只是作为一种观众和媒体的推测和嫌疑，虽然过程非常明显，但根据程序，往往需要当事人的“口供”。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作为孙福明和闫思睿的共同教练，反倒是丝毫不避讳，大大方方地承认了：“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之前定了的。”于是事件在发生后的半个小时内就定性—————这是一场消极的协议比赛。
刘永福可能是第一个“理直气壮”把潜规则的东西摆上台面的人。但已然发生的不少类似现象，刘永福只不过是把那层薄膜捅破而已。各项比赛还在继续，这样的默契在随后的比赛中依然层出不穷。而这些人敢于这么做还是抓住了“协议政策”的“合理性”，如此现状显然已经使相关项目的公信度降到谷底。
任何事物很难尽善尽美，当体育总局推出“协议计分”相关政策时，着眼点是在“扶植西部体育”和“通过解放军成绩和原属单位共享从而让更多选手获得机会”，但从九运会到十运会，该政策也因为负面影响的增大而逐渐得到质疑。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认为，协议交流没有问题，关键是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各省、市不一定要全面开花，在把握好自己的特长项目之后，可以委托其他省、市代为培养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推动有条件有实力的地方先走一步符合市场经济中的马太效应，而借助八一体工大队的训练平台可以达到为全国输送体育人才的目的。”
有关方面该引起足够重视了。如何将负面影响减小，体育总局对有关部门需要根据十运会的教训对规则进行有预见性的改革，尽可能的发挥其有益作用。或通过新的政策来完成“交流协议”可能已经很难体现的任务，让赛场体现出符合奥林匹克精神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