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嘉宾：

　　陆小聪 上海大学教授

　　肖焕禹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

　　李建国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

　　陈玉忠 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

　　体育体制匹配国家与社会体制

　　陆小聪：在学界研究中，世界上的体育制度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国家办体育，如中国、前苏联等国家采用这种模式。

　　二是社会办体育，如美国、英国，尤其是英国的体育委员会，它是一个民间机构，受政府委托来分配体育资源，然后分配到基层的俱乐部、团队以及有实力冲击世界水平的运动员。政府只负责分配资源，由体育委员会向它递交报告。

　　三是国家和社会联合办，这种体制以韩国、日本为代表。在国家层面，由政府部门负责组织，在基层则由各民间的体育单项协会来负责，国家自上而下，社会自下而上，双方形成合力，一起来办体育。

　　陈玉忠：我们谈体育体制，必须搞清一个概念，这是竞技体育的体育体制。这一体育体制与国家体制、社会体制是匹配的。为什么在欧美是社会主导，中国是国家主导，韩、日采用了混合体制，这与国家体制有关系。

　　我国目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很多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反映在体制上，国家主导的体育体制与社会主导的体育体制孰优孰劣？我认为，各有长短，不存在哪个更好的问题。现阶段进行改革，需要保留优点，然后结合社会体育主导的优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肖焕禹：前苏联采用的是举国体制，共获得了奥运会金牌榜五届第一、四届第二。放弃举国体制后，俄罗斯的竞技体育出现了大的滑坡，本届奥运会俄罗斯获得第四。不同国家的体育体制各有利弊。欧美体育强调让更多人参与，多看、多玩，逐渐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体育市场。举国体制的模式，则是举全国之力，我们的体育体制采用了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式，执行力强，效率高。

　　中国学习借鉴前苏联举国体制的模式，但渐渐地，我们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譬如，竞技体育培养人才的成本比较高；很多运动员失去了正常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在培育体育市场上遇到很大难题，各级联赛的商业培育并不成功。

　　需要重新审视竞技体育的意义

　　李建国：举国体制到底好不好？如果放在过去的单一价值观，仅以获得金牌为唯一目标和诉求，其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但随着价值观的日益多元，衡量标准也发生了转移。

　　譬如，现在倡导以人为本、协调发展，那就要回归体育的人的全面发展，以牺牲运动员接受正常文化教育机会的做法就值得质疑；现在提倡社会公平正义，那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也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竞技体育的意义，金牌究竟是不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到底还有多少人看重金牌？是90%的国民需要，还是10%需要？能不能形成一个客观评价的量化指标。

　　陆小聪：体制的问题，不是哪里好或者哪里不好，而是一种有效性和恰当性，另外还要看它与国家体制是否匹配。过去的实践证明，我国的体育体制是适合我国发展国情的，是有效的、恰当的。

　　体育体制的建设是发展的、变动的。当我们的国家还不够强大时，我们通过体育显示了信心，例如1981年中国男排反败为胜战胜韩国队时，老百姓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而现在，民心、民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金牌多拿一块、少拿一块并不敏感时，我们竞技体育的体制确实需要跟上时代脚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