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特约评论员 李桐

　　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微博)队与韩国队“消极比赛”之后，李永波承诺会给球迷一个交代，但奥运会后李教头全国卡拉OK大巡演加收红包，几乎忙过杜甫，交代自然姗姗来迟。

　　感谢国家，就在仅剩极少数较真的球迷还在望眼欲穿时，9月16日晚，在接受央视专访时，李永波终于直面回应。面对央视记者的追问，李教头侃侃而谈，只不过与其说是“交代”，不如说是“自辩”。

　　李教头拿出最后20米不全力跑的博尔特、提前出线后以替补出赛的足球队，以及NBA(微博)垃圾时间就是替补队员的时间，来捍卫他选择“消极比赛”的合法合理性。

　　我以前一直误以为体工队模式下教育出来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大多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如今我才发现原来官僚体制足以弥补这一先天不足，久经官僚文化染缸浸泡的李教头在偷换概念方面实是超一流高手。

　　集体项目在奠定优势的前提下的确会以替补登场，但替补并不等于消极；博尔特的确会选择留力，以前撑杆跳高名将布勃卡甚至为了得到“破纪录奖金”会选择每次只让成绩提高1厘米。但他们都有一个前提，即已经保证了第一的位置，这与中韩两国羽毛球高手抢着输分，似乎不是同一个概念。唯一接近李教头理论的大概只有1996年亚洲杯上中国足球队与日本人那场全场比着打酱油的默契球，但即便不堪如国足，追求的也不过是和对手默契守平，并非主动寻死。

　　至于李教头口水多过茶，长篇大论“是规则使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精神，实在让我叹为观止。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只有一个，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用李教头的话说就是“金牌是衡量竞技体育的唯一标准”。

　　李教头的潜台词是为了金牌，可以不择手段。如果这一借口成立，那么遥远的上世纪30年代，著名文艺青年墨索里尼为证明大国崛起，以死亡威胁裁判及对手，让意大利两夺世界杯的历史似乎应该重新评价，前东德为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采取的“兴奋剂国家行为”也应该值得赞赏。

　　我绝对相信在李教头和他背后的体制的认识里，墨索里尼和昂纳克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既得利益者如是想，我大抵还能理解，但悲哀的是，我发现李教头的背后，着实有着相当数量的支持者，这实在令人感到沮丧。更悲哀的是，在一个“都都平丈我”盛行的时代，孤独的“郁郁乎文哉”越来越陷入夏虫语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