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军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龙年，1976年7月末，一个工业城市毁崩于一场地震，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妈妈后来跟我说，谁也不知道在你出生的前一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几个月后，大伙才开始搭地震棚，你像只小猫一样趴在七一机械厂的地震棚里睡觉，来个人就喜欢拍拍你的屁股。

　　这一年之于足坛依然可算大年。神明之手似乎经过某种授意，往苍茫大地撒下数把种子，同时给予充分的阳光雨露滋养，于是我们像割几茬麦子一样收获了罗纳尔多、巴拉克、范尼、克鲁伊维特、雷科巴、古蒂等这样一批横空出世的天才。其中就有昨天刚刚和我们作别国家队的舍甫琴科。

　　或许，36岁对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确实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老。主教练刻意只给了舍甫琴科20分钟散步的时间，而他在这个国家队生涯最后时段，如归林的倦鸟，放下了猎食的欲望，慢慢地把大半场的草皮踱个遍。

　　命运如此趋同，却又花开五朵，各表一枝。当9岁的罗纳尔多在里约热内卢郊外贫困的本托里贝罗区的街头开始磨练他的脚头，9岁的舍甫琴科与成千上万名同龄人离开家乡德维基辅辛纳。那年春天，他的家乡切尔诺贝利核爆泄漏事故是每一个乌克兰人难以平复的创伤和阴影。他是其中一个。当19岁的“宝马男”克鲁伊维特驾车在路上撞翻了另外一辆汽车，导致司机不治身亡，背着“杀人犯”的枷锁匍匐前行，舍甫琴科已经悄悄启开了长达17年乌克兰国家队的生涯，并在首场比赛中攻进一球。而19岁普通如我的中国男孩们则还在茫茫的题海中，上下求索，为博得一张陌生的大学来信，昏昏然不知外面天地，不曾嗅过人间的花花世界。

　　不知道从哪个该死的口中首先叫出的“核弹头”绰号，反正这个超级刚猛甚至有点蹩脚的绰号差点让我们误读了舍甫琴科的一生。尚算纤细的舍甫琴科其实更像一个定点狙击步枪，对外形以及生活的审美上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否则Giorgio Armani怎会找他做代言人。

　　年前，读好友胡赳赳万字文就“老子”访谈余世存，其中一段说到“往而不返”的境界。有点妖。无论刚或柔的人格，都要去感知并抵达你的反面，最后再返回来。里面还有句惊心的话，“最优秀的男女都是雌雄同体”。大抵如此意思，男也好女也好，一个家庭也好社会也好，走到至阳至阴都会有悔，“亢龙有悔”。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舍甫琴科踢球之余，还在家乡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弄了两家专卖店，有事没事就穿着打破阳刚与阴柔的界线，非常中性的Armani服装客串几下模特。这几乎就是生于1976年的那拨黄金一代球员的共同属性。温柔杀刚猛，人生如潮水。

　　这个世界，谁还能比时间更牛逼呢？野百合也有冬天。大罗成了肥罗，内斯塔清癯成一棵泡桐树，连中超都开始打西多夫的主意了。而生于1976年的中国球员祁宏则已在铁窗中看似水流年，差不多可以写回忆录了。是的，年轻时的伴侣大量走失，时代则变得更加陌生虚拟难追。这么多年，哪个中国玩球的人敢捶打着胸脯说自己彻底看懂了什么叫足球？

　　当年同样差点被我误读，生于1976年的许知远，亦发表过类似的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集中在经济奇迹上。当你的视线稍稍偏离时，你会看到别样的中国。中国人赢得世界的注意力，不是通过质量，而是数量。生活显得停滞，不那么充满希望。年轻人眼神迷离，山川河流被污染，土地仍不够耕种，而日益加速的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东西——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金钱无可替代地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

　　像我们这代被生活冲垮、睡眼惺忪的人，已经不大可能再有追星的冲动与精力。自打当年巴斯滕穿着优雅的夹克衫在圣西罗球场挥了挥手，便彻底带走了我和我追逐的梦。而今日在球场上一个接一个地送走同龄人，叽歪这一通横七竖八的唠叨，则是试图找个由头，于远眺夕阳西下自己远去的影子。希望那些停不住的爱人能够感受到，颠颠仆仆熬到这里不易，转头仍看到你在默默地跟随。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后，身不由己。还好，颠覆在那无奈何的长夜，总有个无助后谁不具名的安慰。谢谢你，1976年的舍甫琴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