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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伦敦是祭奠黑9月惨案的最后机会

http://sports.sina.com.cn  2012年05月31日16:53  外滩画报微博
安吉置身在丈夫丧生的房间之中安吉置身在丈夫丧生的房间之中

  最近,国际奥委会(微博)主席罗格收到了三封特殊的来信,一封是以以色列副外长丹尼·阿亚隆的名义写成,另外两封则是来自于纽约的美国民主党议员恩格尔和洛维。三封信的主旨同出一辙,要求国际奥委会在7月27日举行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全场默哀一分钟,以纪念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黑九月”惨案四十周年。

  类似信件在此前也曾出现在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办公桌上,惨案逝者的遗孀在含泪的信件里无数次地提出,国际奥委会必须有一个郑重的仪式,以告慰逝者。萨翁以及罗格的态度完全一致,很抱歉,开幕式上不能因此默哀,奥运会期间以色列有任何纪念活动,主席本人都会到场。2012年,又一次拒绝,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并不意外,不过2012年的年份有些特殊,毕竟惨案四十年了。

  1972年9月5日,凌晨四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翻越铁门,潜入慕尼黑奥运村。四个小时之前,一位名叫安德烈的以色列击剑教练匆忙赶到奥运村,回到自己同胞的身边。此前几天,小女儿急病,安德烈心急火燎地从慕尼黑回到在荷兰的家中探望。见爱女好转,安德烈让妻子急速飞车将他送到埃因霍温火车站,搭车赶回夜色中的慕尼黑,因为有比赛在等待着他。

  安德烈刚刚睡下不久,现代奥运会最黑暗的时刻降临了,命运残酷地将他送上了死亡之路。当时的电视转播足够厉害,几乎全程直播了人质被困的最初几小时,电影《慕尼黑》中描写得细致入微。那个在二层平台上与德国警官隔空对话的以色列人质就是安德烈,巴勒斯坦人用枪顶着他的身躯,逼迫他传达一个最重要的诉求——释放234名巴勒斯坦政治犯。

  四十年过去了,当年飞车送丈夫安德烈奔赴奥运城市的安吉·斯皮策,已经是66岁的老妇人。斯皮策,多么眼熟的名字。没错,正是在慕尼黑闪亮的美国“飞鱼”马克·斯皮策,“前菲尔普斯(微博)时代”里拥有奥运金牌最多的人之一。1972年,这位美籍犹太人成就了奥运传奇,而在这座奥运城市中,他的犹太同胞鲜血流淌,传奇与惨案构成的强烈的冲击让历史显得愈加沉重与诡异。安吉不关心同名的马克曾经与丈夫同是那一届的参赛者,她如今最为在意的是另外一位参赛者——罗格。慕尼黑惨案之后的29年,当年的外科医生罗格成为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回忆当年惨案发生之际,面对是否继续比赛的选择时,罗格很清醒地曾经做过表达,如果恐怖分子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终止奥运会的话,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让它继续下去。

  四十年间,斯皮策上下奔走,要求国际奥委会一定要将惨案的所有隐秘内容公诸于世。她找到过萨马兰奇,找到过丈夫的同龄人罗格,当年历史见证者之一,希望国际奥委会能够在某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可以对当年惨案有所追忆,11名遇难以色列人的家属强烈要求,一分钟的默哀才是最恰当的方式。斯皮策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来到伦敦,她要让世界听到她的呐喊,希望将多年来倾尽心血的“慕尼黑11”组织让更多人知晓。

  当年的慕尼黑鲜血淋漓的记忆从未褪色,斯皮策曾置身在那幢二层小楼中,墙壁上喷射状的血迹,凌乱的衣服碎片,他丈夫短暂人生最后几小时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安吉做过太多的表达,但在我看来最能打动人的莫过于——“他们怀揣梦想而来,但被承载在棺材中回到家乡”。斯皮策的诉求如今已经很简单,只想促进罗格主席可以在开幕式上例行讲话中只多说一句,“让我们不要忘记1972年惨案”。可是,时至今日,没有人给斯皮策以及与其相同命运的人们任何承诺,几近绝望的斯皮策愤懑地发问:“为什么这么难啊?”

  当年,萨马兰奇曾经安静地听完了斯皮策的悲情诉说,诚恳地回复说,如果他按照以色列遇难家属的要求在开幕式上提及这一惨案的话,极有可能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一致抵制,甚至罢赛,国际奥委会不能冒此风险。萨马兰奇语重心长告诫过,切不可将奥运会与政治过度关联。这种冠冕堂皇的劝诫深深地伤害了斯皮策以及其他遇难者家属,斯皮策回忆说,自己的丈夫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忠实信仰奥林匹克。当年,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中东战争正在胶着之时,安德烈在赛场遇到黎巴嫩运动员,他会勇敢地走上前去,向他们做出握手的姿态,很快双方的手握到了一起,体育让他们找到了共同的言语。那一瞬间,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了战争,人与人之间没有藩篱和障碍。

  国际奥委会有自己的委屈和难处,每届奥运会中,以色列奥委会都会组织特别活动来悼念11位惨案遇难者,活动中每次都会有国际奥委会派出的代表,这也算是一份态度吧。1996年,“慕尼黑11”组织邀请了遇难者遗孀和后代以及亲人参加了亚特兰大奥运会,希望用奥林匹克的一份荣耀来涤荡惨案在他们心中积蓄的悲伤和恐惧。开幕式上,听说有巴勒斯坦队入场,“慕尼黑11”组织告诉所有同行之人,一定要像对待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一样,也要在运动场内向巴勒斯坦人呈上掌声。那一年,亲临亚特兰大的代表团中有一位名叫芭芭拉·贝格的中年妇女,惨案发生当晚,她曾与弟弟在慕尼黑奥运村外吃快餐。姐姐问弟弟何时回以色列,弟弟回答说:“想早早回家,因为有好朋友和亲人的婚礼和葬礼都在等着他。”没有想到,身为举重运动员的弟弟一天后在直升机上没有被枪弹打死,但被机舱里燃烧而产生的有毒气体呛死,成为了11名遇难者的一位。

  芭芭拉和斯皮策一样是遇难者家属中最为坚定的,芭芭拉动情地说,父亲96岁了,四十年前痛失爱子,今年是老父亲在奥运会中听到对于当年惨案做出官方悼念的最后机会了。老父亲的祈求又怎样,那扇沉重的历史之门紧闭着,国际奥委会也不愿意再回到门前了。(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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