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洪洋 (本报评论员)

　　昨日上午，中国足坛反赌扫黑系列案件迎来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对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四名前足球裁判做出了判决。其中，外界关注的“金哨”陆俊被判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

　　网上流传炒股的段子，“抄底抄到了地下室，殊不知，地下室之下有地窖；抄底抄到了地窖，殊不知，地窖之下有地狱；抄底抄到了地狱，殊不知，地狱还有十八层”，用它来形容当时的中国足球——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也不为过。在这个危情时刻，“黑哨”领刑，公众更关心的不是“黑哨”坐多少年牢、罚多少款，而是中国足球的命运。“黑哨”以及足协“黑官”受审、宣判，能否让中国足球咸鱼翻身？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回答“中国足球的问题是不是几个官员、几个裁判的问题？”显然不是。体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社会问题同样会在体坛上显现，正如官场腐败不仅仅是官员自身问题，更多是外源性原因，足坛也不例外。一位俱乐部的老总就曾一针见血：“出现裁判受贿现象，我认为责任不在裁判，也不在俱乐部，在于整个中国足球的环境。”

　　中国足协副主席韦迪直言，“裁判出了这么大的事，有这么多黑哨，根源在哪，根源就在足协。”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微博)更进一步疾呼：“拯救中国足球，首先就要打倒‘两个牌子、一个班子’”，直指当时的足协与足管中心。客观地说，作为体育举国体制产物的足协，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只是当足球走进俱乐部时代、足球市场化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

　　足协一直持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管理者，掌握着俱乐部、球员、裁判生杀予夺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又是具体的市场行为主体，触角伸入到每一场比赛之中，权力与金钱的关系如此赤裸而密切，足球的公平、公正从何谈起？权力收益如此丰沃，腐败又如何避免？更糟的是，相比于党政系统，足协所受的外部监督更加微弱，腐败风险也更大。韦迪曾表示，“足协此前的腐败超出想象”。

　　可见，足球腐败也是体制性腐败，如果不在足球体制上求解，甩开行政干预，还足球于社会，抓再多的“黑哨”都无济于事，足坛也将永无宁日。在一些足球运动发达的国家，足球协会完全是非政府组织，协会的组成、章程的制定、领导层的选举组成……都由参与的俱乐部平等协商组建，与国家体育部门毫无关系。相对而言，这些国家的足球腐败程度较低，足球水平也比较有保障。

　　把行政的归于行政，把市场还给市场，还原足球的游戏本色。作为行政，只承担守夜者、裁判员角色，对足球协会组织、俱乐部运作、足球比赛、球员行为等进行监督，保障足球在公平、公正、法治的环境中自由发展，中国足球才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