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汪大昭(微博)

　　这是一个绿茵早已枯黄的季节。12月19日，东北大地一片寒冬景象，足球反赌打黑中的犯罪嫌疑人在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审。大批记者在法院门外蹲守，为的是把这一备受公众关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记录下来。

　　两年前，司法机关介入打击中国足球假赌黑的丑恶现象。经过长时间调查取证，终于进入庭审。随着案情的逐步披露，人们的各种思考、建议比任何时候都热烈，对足球由乱到治的期盼也更加强烈。

　　沉痛的教训

　　回首多年来中国足球停滞不前、乱象丛生，一次次冲击兵败，令人忧心；看到众多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足球管理部门核心层人员接受司法审判，一系列龌龊行为被公之于众，令人痛心；想到未来，中国足球总要向前，足球环境治理和足球水平提高还有太多的基本建设工程待举，令人焦心。

　　对于中国足球种种异常现象，人们并非全无觉察。10年以前，面对假赌黑，球迷和媒体呼唤“司法介入”。如果那些足球蛀虫当年作孽之后，很快就有司法强力而认真的介入，也许事情不至发展到如此严重，犯罪嫌疑人胆子不至如此之大，中国足球也不至如此让人心碎。比司法介入更姗姗来迟的是有效有力的监督机制，这个最重要的环节一直没能有名有实地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这是最为深刻的教训。

　　1999年，联赛最后一轮发生丑陋的“渝沈之战”，媒体和球迷对咄咄怪事十分不解。足协不但已将比赛监督和裁判监督“精简”为一人身兼二职，不久还将聘请新闻监督制度也予以废止。于是，不受监督的“监督”成了职业联赛有无疑点的唯一评判者，其“监督报告”也就成了管理部门和纪律委员会做出裁决的唯一参考。

　　今天，当人们呼唤中国足球重新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的时候，监督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不是重建，而是补建，因为这是一块亟待充填的真空。无论能否自律，他律都须全面、细致，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

　　迟到的反思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足球协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个体制已经沿袭了几十年，区别仅在于原国家体委球类司足球处演变为后来的总局足管中心。一个是官方的政府机关下设事业单位，一个是民间的社会团体，兼有两种身份的犯罪嫌疑人在同案中犯有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平添了审理和判决的难度。

　　足球职业联赛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俱乐部和官员、球员、裁判员涉案，胆大妄为，利欲熏心，竟置国家法纪于不顾？其实，就像足球在全世界号称第一运动一样，中国足球一旦步入职业化，各种利益集团都会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分享足球大餐，其中有人像苍蝇一样寻找蛋壳上的缝隙。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足球迈出改革第一步，引发社会关注度迅速提升，职业联赛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提供了喜人的回报。一些赛区城市，周末比赛日球迷汇聚，像过节似的。当时，中国足协负责人还是清醒的，“球市火爆，不是我们有多大本事，把足球搞得多么好了，而是足球自有的魅力吸引着球迷”。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职业足球有这么大的利益诱惑，贫瘠已久的中国足球为有了一笔“外资”注入而兴奋，殊不知，在职业化发达程度很高的欧美国家，因足球而涉案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主管部门对于职业足球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显然是低估了，不排除其中有缺乏经验的成分，也不排除有过于单纯的愿望，直至严重失察。

　　犯罪嫌疑人张建强供认，其犯罪行为既有公然在办公室内分赃，也有通过中间人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交易。重新翻阅30年来足协各类会议的记录，即便是谢亚龙，很多人认为他是不懂足球的外行，在走上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岗位时，也曾信誓旦旦地说过“腐蚀一代人的赌球必须打击，足协不能回避责任，俱乐部不能回避自律”的狠话，也曾有过“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卧薪尝胆，打好基础”的表态。但是，他在任期内反而陷入泥淖。

　　勇于面对现实

　　就在反赌打黑过程中，国家体育总局调整了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大部分中层以上干部，组建了新的班子。一年多来，相继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国足球的体制改革只是起步，先行一步的职业联赛和俱乐部建设走得摇摇晃晃，远未完成大业，改革之初设想的足球协会实体化目标也在很长时间内不再有人提及。但是，机制的转换和健全一定要随着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展开，不可滞后。

　　国际足联200多个会员协会当中，中国队的排名居于中游，虽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对于一个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具有很高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来说，这样的位置颇为尴尬，在国际足球竞争中很没面子。20多年前，足球界、新闻界热议的话题是“如何实现中国足球腾飞”。2011—2014周期，中国男女足在奥运会和世界杯预选赛中均被淘汰，彻底成为局外看客。全面惨败令人欲哭无泪，欲罢不甘。

　　积重难返的道理无需赘言，从寒冬到回暖的日子里，足球运动复苏的迹象远未达到人们期望的状态。2011年，国字号队伍教练更迭并未给队伍带来起色，职业联赛依然困顿于组织管理、裁判执法等羁绊，选送孩子去足球强国深造和校园足球的推进依然不能改变青少年足球的窘境，足球管理部门自身的体制机制依然是足球发展的障碍，以地产业大亨为代表的足球投资依然没有摆脱“烧钱”的社会评价。

　　集中打击假赌黑，为中国足球未来发展扫除一大障碍。告别失望之痛，不是用美好的图景，只有用行动来实现。

　　重建始于足下

　　北京市球迷协会一位球迷说，球迷不看球，是不认同足球联赛的产品质量，不真实不健康的比赛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联赛的组织者不愿承认劣质产品对消费者的欺骗和伤害。中国足球没能紧随日、韩迅速崛起，却成了问题最多、最复杂，发展最不稳定，甚至最让人看不透、搞不懂的典型。

　　多年来，不乏为中国足球的颓势忧心心忡忡者，不乏为中国足球的复兴出谋划策者。在一次研讨会上，30年前曾任国家队主教练的苏永舜说过：“中国足球迷路了。”苏永舜之后的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说过：“中国足球要打假防急。”

　　在庭审中，半数中超俱乐部涉嫌行贿，这是俱乐部及其高管个人行为，还是职业联赛乃至中国足球环境不良、制度缺失、素质低下？新赛季中国足协要不要对涉案俱乐部给予处罚？怎样处罚？

　　不可否认，处罚也是一种教育手段，而且是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特殊手段。有舆论认为，倘不采取重罚，必是足协顾虑于法不责众，唯恐受罚面积过大，影响来年的联赛。其实，处罚并非唯一的教育手段，也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最好最有效的选择。惩前不是为了解气解恨，而是为了毖后。悔过必须认真，但要自新，还需拿出有建设性的实际行动。

　　2009年，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联手推出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计划。2011年，3000多所中小学超过百万人加入校园足球比赛、培训和夏令营。

　　2011年，国务院多部门参与制定的《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俱乐部准入条件和审查办法》推出，涵盖俱乐部设施、注册资金、财务管理、职业规划、青少年梯队等诸多方面。

　　12月21日，国际足联公布了2011年最后一期的会员协会代表队排名，中国位列第七十一，在亚足联所属会员协会中排名第五。尽管与亚洲排名第四的球队之间仍相差26个位次，而与身后多支追兵的距离并不远，但仍是一个不算很差的位置，也是中国足球在经历反赌打黑之后重树形象、重建机制的起跑线。

　　2011年岁末对一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不仅标志足球反赌打黑取得阶段性成果，更要成为步入发展新阶段的起点。从足协到俱乐部，从官员到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从球迷到媒体，中国足球面对从来没有过的发展机遇。一纸判决书，一张处罚单，不可能自动转换为抵御腐蚀、健康成长的免疫力。足球在中国重新成为青少年喜爱、老百姓厚望的运动，需要各方各界共同努力。当曙光初现的时候，中国足球和一直关注它的人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