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12月19日，大批的体育记者北上涌入铁岭、丹东等城市，冒着严寒追寻着有关中国足球反赌扫黑大审判的讯息。作为一个局外人，足球不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的热爱。通过电视屏幕再次看到南勇、谢亚龙、杨一民，听到他们回归平静而真实的述说，我不知道这场曾经席卷中国足坛的风暴是否也走到了终点。

　　也许是巧合，意大利足坛的反腐行动在这一天再出重拳，继“电话门”后又逮捕了一批涉嫌操控比赛和非法赌球的球员和其他人员。这一切又将我带回到2009年10月份，当时还是一名体育记者的我，在一个很平常的晚上，无意中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成为率先报道足坛扫赌风暴的第一批记者之一。 

　　那段时光，我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不断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邮件和快递，每天不停地接打电话，时不时地还得在微博或者博客上告诉大家，我很安全，并没有被警方带走，后来甚至还要接受同行的采访，那着实是一段忙碌的日子。

　　最有趣的是，一位好友曾告诉我，一度还有人在足协召开的例会上绘声绘色地讲述我已经被公安局带走并进行审查的小道儿消息，原因自然是我“瞎写”。但是，讲故事的人居然没有打一个电话来求证我是不是真的“出事儿”了。

　　很久以后，我终于理解了这份沉重的关怀，因为很多人不敢相信这场风暴会具有多大的威力，他们更相信足球圈里现有权力体制的力量，同时，也有很多人畏惧足球圈与社会圈交集的那股暗色的区域。

　　那是一个足坛人士都不敢关机的时期，唯恐因此被人猜测 “协助调查”。同时，那更是一个小道消息疯狂传播的时期，也是一个近乎癫狂的足球新闻创作的黄金时段。就连在足球写作方面不走寻常路的李承鹏老师也感慨不已，及时准确地总结说：“这段时间，关于中国足坛扫赌风暴的新闻报道，已经彻底进入了神话时代。”承鹏老师不简单！

　　坦率地说，我未曾预料到，这场风暴居然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我也有过担忧和彷徨。更未曾想到，在19日央视有关采访报道中，南勇、杨一民、谢亚龙他们的罪行仅仅是类似于打个招呼那么司空见惯。蔚少辉习惯性地收了10万元让国脚上场，那么乒乓球呢？羽毛球呢？篮球呢？一个小世界，渗透着大社会的潜规则，大家都是如此习以为常。

　　期待已久的庭审在寒冷的东北进行，这场风暴是否会将中国足坛的腐败一扫而光，我无法预判，也无法评估。曾经作为一名地方媒体的小记者，我过去和现在的能量都实在有限，能写的新闻也十分有限。回想起来，当时的新闻报道也仅仅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后来那些被卷入风暴的人超出了我的预料，甚至还有我的一些老朋友……

　　2009年11月份，怀着无限的好奇，带着光荣的使命，我一个人在东南亚走了一圈。当时报社领导给我的命令是，“找到中国足球扫赌风暴的源头”。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历时两周。第一站是吉隆坡，在那里撞见了参加亚足联大会的南勇，几次想冲上去采访，却被朋友制止，因为他说“南头儿”心情不好。

　　昨天，在电视上看到南勇消瘦的脸，感觉他失去了往日威严和当时的焦躁。在因为权力膨胀而失去自由之后，他却显得如此平静。也许，此刻的他确实应该心若止水，回归本源。这种平静在如今看来貌似异类，却是很多人无法获得的。甚至，在一瞬间我替南勇庆幸，但又觉得惋惜，他本来是一名很出色的业务干部。

　　回想起在吉隆坡的一天，午夜赶赴大排档畅饮，有朋友酒后感慨，“真是没想到这次足坛扫赌风暴来得那么突然，但非常及时，这些人怎么胆子这么大？！”回国后再次在北京和他见面，与这位多年的足坛老友聊了一个下午，因为前不久“南头儿”已经被批捕，他的感慨颇多，他没想到会牵扯到南勇，更没想到在第二天上午，他与我通完电话后几分钟便突然“失踪”，后来证实也是被警方带走了。

　　也是在吉隆坡，一位曾经参与报道马来西亚足球反腐行动的前同行，不顾他时任亚足联工作人员的身份，“擅自、悍然”对我的报道表达了他的观点，“中国足球扫赌，大鱼还没有出现”，这篇文章差点害了他，因为有人偷偷地在背后向上司打了他的小报告。很敬佩这位兄弟的勇气，他的直率显示了他丰富的阅历和新闻人的秉性。

　　在吉隆坡远郊的亚足联总部，代表亚足联接受我采访的新闻官肖恩，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从长远看，光靠处罚，是无法使中国足球发展的……”站在更高的位置理解这句话，其实是一种对中国足球未来的思考。在国内善于思考的人并不少，当然善于论战和骂街的人也成群结队，踏踏实实搞足球建设的人，往往被淹没在浮躁的气泡当中。

　　后来去了一趟新加坡，天津人王津辉为我揭开了这场足球反赌风暴的原点。至少在那时，我们一致认为，是新加坡警方调查的王鑫案引发了蝴蝶效应。但如今大量的信息披露显示，那次调查可能仅仅是一个出发点。

　　在新加坡，时任新加坡足协新闻官的埃里克，在迦兰·贝萨体育场外的路边咖啡吧，与我聊了一个半小时，他向我深入地解释了新加坡足协和有关部门对足坛腐败的零容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随着在新加坡采访的深入，使我更加理解一个道理，足坛的反腐行动其实是一场社会性的净化行动，足球与社会相比，还是过于渺小。

　　在报道扫赌风暴期间，一位来自青岛的兄弟还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历数了中国足坛的丑恶现象，这封陌生人的来信至今珍藏在我的书柜里，遗憾的是始终没能跟这位兄弟取得进一步的联系，因为他担心遭到报复。担忧情绪，依然会弥漫在这类人周围。

　　他曾在邮件中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坦诚地交流，但至少现在不行，我要为我的家人着想。”他希望一些具有正义感的记者能够坚持揭露中国足坛的黑幕，并将幕后的操控者和保护伞一起摧毁，但我辜负了他的希望。

　　我与这位青岛兄弟失散了。2011年8月份，在使尽全身力气报道完南非世界杯之后，我便离开了足球记者的岗位。没有所谓什么空洞的使命感，总结起来，只有对足球的一腔热爱，才支撑了我十年足记的奔波之旅，此时我要对这位青岛兄弟说，“对不住，我等不及了。”

　　在扫赌风暴刮起之后，一些曾经在足坛高调的领袖人物处境微妙，从最初部署工作到后来渐渐淡出。以韦迪为核心的新足协领导班底被托举到前台后，中国足球进入了另一个玄妙的时代。也许，很多谜底在这次扫赌风暴中依然无法解开，还要继续等下去。

　　总有那么一天，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