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2011年的深圳大运会是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值得永远记下的一笔。

　　采访深圳大运会是在今年6月份便接到的任务，刚得到消息的时候很兴奋，因为这是相隔10年之后再次在中国举办这项大型的综合性赛事，能够躬逢如此盛会恐怕是自己记者经历中为数不多的际遇。但听到北京报社总部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去的时候，心里边便有了一点忐忑。虽然届时会有广州站的同事黄心豪会和同行，但是两个人面对这样的综合赛事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以往采访单项比赛其实大部分也是自己一个人，但单项比赛对我来说毕竟比较熟悉，无论是运动员、比赛规则、采访流程还是采访内容，脑子里边都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思路。但大运会不一样，繁多的比赛项目、陌生的采访对象、繁杂的新闻线索，以及随时可能会出现的突发事件，一切对自己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当然，忐忑归忐忑，该有的信心还是要有的，该做的赛前功课也一点不能含糊。只要有空闲，我便泡到报社的资料室，查找往届大运会的相关报道，从报社前辈们的笔触中寻找经验和灵感，最重要的，是从这个学习“备战”的过程中积攒了更多的底气。

　　万事俱备之后，我提前两天南下深圳，“世界之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新奇，但我实在来不及欣赏，在酒店中与同事会和之后，便翻出笔记本中的报道计划，商量详细的报道内容和方式。因为这次是“小集团”作战，我们俩必须尽可能地从每天的赛事中抽丝剥茧似的挑出有亮点的部分。这样的话，有价值的线索就变得相当重要。于是我们两个人便将一切能够在深圳可能“派的上用场”的联系人全部列了出来，这里边既有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司局的人员，也有以前在报社工作的前辈，还有教育部或者大学生体协的相关人员。然后提早动手，给每个人打电话取得联系，寻找有亮点的新闻线索。后来总局宣传司的田彤桂老师给我们提供了总局在大运会中相关工作情况的线索，之前报社广州站的彭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竞赛方面的线索，这些在我们之后的报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随着正式比赛拉开大幕，我和黄心豪变得更加匆忙，为了准备第二天的采访，我们俩每天晚上从赛场或者新闻中心回到酒店之后，都要开一个小型的例会。因为我俩都有点“夜猫子”，很多时候的例会都是放在零点以后，这个固定栏目也被我们戏称为“夜总会”。不过，尽管每天都研究和预测第二天的情况，但两个人心里每天还是绷着一根弦放不下来，生怕在第二天的采访中错过一些不该错过的人或者事儿。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采访中国女足，由于女足拿到了大运会上被称为分量最重的一块金牌，这支队伍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当天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便想对这支队伍做一个全面的采访，这与第二天部门的选题策划也不谋而合。但是，由于女足夺冠之后，各方面的事情都比较多，国务委员刘延东还准备接见球员。所以，相关人员的采访很难约到，一度让我俩到了抓狂的地步。后来费尽周折终于约到了一位叫做郎健的教练员，有点幸运的是，在去大运村等待郎健的过程中，还意外碰到了女足的主教练王长权，在其他媒体都以为主教练无暇顾及采访而放弃的情况下，我们从主教练那里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

　　12天的大运会过去了，作为竞赛部的一名记者，我又恢复到了平常的工作状态，但是这次既兴奋又忐忑的深圳之旅，让我得到了一次几乎可以听得见的成长，对我来说永生难忘。

　　本报记者 刘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