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坛本周末正在进行的诸多事件，都毫无例外地指向足球体制改革。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以及教育部、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组成的中国足球高端“取经团”，结束了在日本的考察返回北京；同一时间，在北京体育大学，日本足协技术部原主任小野刚，曾执教日本国奥队以及日本大学生代表队的瀧井敏郎，韩国足协技术部官员金锺焕等9位日韩足球高端人士正在中日韩亚洲足球发展论坛上侃侃而谈，介绍日韩青少年球员培养理念；而在北京大学，德国科隆体育大学校长托卡斯基博士带领德甲沃尔夫斯堡俱乐部的教练代表利特巴尔斯基以及德国足协官员，也在中德足球论坛上就“俱乐部青训”和中国足协代表展开讨论，并研究合作模式。

　　一时间球迷不禁产生幻觉：中国足球腾飞指日可待。然而，残酷的现实还清清楚楚摆在球迷眼前，伦敦奥运会见不到中国足球的身影，巴西世界杯的出线也只剩下理论上的可能，更不用说骂声不断的中超赛场和完全瘫痪的青训体系。

　　然而，中国足球真的有可能迎来奋进的“拐点”吗？

　　卡马乔有“难言之隐”

　　这两天中国足球紧锣密鼓的奔跑声中，有一件事耐人寻味——中国足坛这个周末发生的一切热闹都似乎与国足主教练卡马乔无关。

　　在“唯成绩论”导致“出线足球”成为中国足球主导意识的过去20年，除2002年打进日韩世界杯让中国足球扬眉吐气之外，国足打出斗志和水平的比赛都寥寥无几，因此，历任国足主教练无有“善终”。

　　卡马乔带领国足已打了3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20强赛比赛，首场取胜新加坡队后，连负约旦队和伊拉克队，打进10强赛希望渺茫。以卡马乔为首的国足教练团队的年薪高达430万欧元，其个人年薪为280万欧元，实已创下国足闻所未闻的天价纪录。用足协内部人士的话说：朱广沪带国足年薪大约50万元人民币，如果他带队打这3场预选赛，最差的结果也不过如此。

　　卡马乔本周向国管部提交了主场不敌伊拉克队的分析报告。据国管部方面介绍，“报告极为详细”。卡马乔在报告中承认，“中国队不是西班牙队”，他将带领西班牙队时的热身计划移植到中国队身上显然是个错误。中国球员无论在技术和体能方面均与西班牙球员相差甚远。因此，在与阿联酋队的高强度热身赛之后完全无法按时恢复，这让球员在赛前就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而对中国球员的抗压能力估计过高，也是卡马乔深深自责的理由之一。

　　足管中心主任韦迪和主管国足的副主任于洪臣在诸多场合已经表示，中国足球崛起“至少需要10年”，但在竞技体育近乎残酷的竞争压力下，国足选帅时仍然对外籍教练“点石成金”寄予厚望。事实上，与隶属国家体育总局的奥运项目代表队外教合同相比，足管中心同卡马乔签订3年合约已是“莫大恩赐”，只不过卡马乔本人在连败两场之后就立刻体会到了巨大的压力。于是卡马乔提出取消前往多哈挑战伊拉克队之前与科威特队的热身赛，只不过更改计划又让国管部犯难。

　　由此可见，即便是执教过西班牙队的外教，也无法帮助中国足球取得任何整体层面实质性的进步，明星外教、外教团队对国足的支援，绝不是中国足球所需要的“拐点”内容。

　　“培养青训”知易行难

　　“言必称青训”已是中国足球通用的遮羞工具。各级国字号溃败后的总结报告中，“青训坍塌，无人可用”的抱怨总是篇幅巨大，然而中国足协从今年开始选派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至少还有5年锤炼时间——中间恰恰又隔一个奥运周期和世界杯周期，可见“留洋”非根本大计。    

　　“韩国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并没有太多人留洋，大部分职业球员都是在韩国本土成长，然后才出国踢球的。”韩国体育大学教授尹永吉在讲解韩国的青少年球员培训体系时说，“韩国的学校联赛，尤其是大学联赛完全可以保证高水平的比赛质量。”

　　学期当中组织主客场的联赛，假期当中组织赛会制的锦标赛，是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和韩国足协达成的共识，这足以保证大学生球员在学校期间保持较高的竞技状态。

　　而作为对过于依靠校园足球的“反思”，韩国足协最近10年甚至开始督促K联赛俱乐部重视梯队建设，“争取建立一条和校园足球并行的青少年球员培养通道”。“朴智星和李青龙是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朴智星当年只是上了普通大学，他没有考上他想去的好大学。不过，他在大学中展示了他的能力并成为职业球员，现在是亚洲最成功的球员之一。李青龙则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有职业俱乐部要和他签约，他现在也是国家队的主力。”尹永吉说。

　　“10年前在韩国球员看来，不上大学是不可思议的。如今情况有一点改变，有的球员认为，参加职业联赛早早挣钱也很重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尹永吉说，“韩国现在的体制比较灵活，学校或俱乐部培养出来的选手，都可以达到职业队的要求。”

　　和韩国情况相反，中国国内只有北京理工大学一家大学生球队参加职业联赛，没有同行者则是大学生球员最大的遗憾。

　　“我们很清楚，送青少年球员留洋只是辅助手段，最主要的还是在国内建立一个成规模的青训体系。”足管中心青少部主任孙哲东说，“但现阶段我们必须开启留洋模式，送一些小球员到足球发达地区接受锻炼。”

　　日韩经验“计划”为先

　　“青少年球员的培养一定要有计划性，否则不会有太好效果。日本在这方面走过弯路，十几年前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现在几乎所有的俱乐部和足球培训中心，在青训方面都有非常细致的计划。”日本足协技术委员会原官员福井哲说，“日本的足球规划一直坚持‘合格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成为好球员’的青训理念，比如U18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球员，无论是普通高中的球员还是隶属于俱乐部梯队的球员，他们总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

　　按照福井哲的介绍，负责统筹日本国内教育、文化和体育事务的文部省已有明确规定，U18球员在上大学之前必须经历4个阶段，比如3月上旬是“四方会谈”，家长和孩子在教练的带领下找到学校招生负责人座谈，随后根据考生的具体情况再历经3次考试和面试，合格便能入学。

　　“我不认为职业俱乐部和大学对于一个球员的培养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差别更多体现在可以弥补的方面。”福井哲对于日本大学生球员的素质极为放心，“根据足球运动规律，10岁~12岁是孩子们掌握足球基本技术的最好年龄阶段，也就是说16岁之前，大部分青少年球员就可以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在16岁之后应该是他们发挥自己个性和特长的时候。所以，无论是早早进入职业联赛还是在大学中一边学习一边训练，都是职业足球的一部分，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国家队的成员。”

　　日本足球界习惯用4个英文字母来描述其青少年球员培训体系，依次是P、D、C、A，其中P代表计划，D代表试行，C代表检查，A代表行动。“计划是最重要的，是前提。”福井哲说，“如果我们需要球员有独立判断能力，我们就会制订这方面的计划，计划是管理层水平的体现。”

　　福井哲以其任职的J联赛老牌劲旅东京FC俱乐部为例，7年前，管理层计划将U18梯队的训练场地搬到成年队旁边；5年前，计划体现出极好的效果，这种做法对两支球队的训练均有促进。

　　“国家队的成绩是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展示，但有许多努力在国家队层面无法明确显示。比如，联赛的规范、青少年球员的成长还有教练员水平的提高。”福井哲说，“中国足球现在处于低谷并不代表没有前途，我相信只要有恰当的政策去规划和执行，中国足球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中国足球苦盼“颠覆”

　　中国足球期盼美好的未来，但单靠国家体育总局和足管中心的行政管理，早已被证明无济于事。在日本和韩国，足球已是小学体育课的正式课程，而在中国，校园足球最近一年只是稍有起色，距离构建合理体系相差何止一步。   

　　“体育部门权力有限，最多只能监管联赛和国字号比赛。”有足协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去年就听说领导要调研准备改革，但究竟怎么改没人知道。至少现在足协的校园足球办公室工作很多，其实我们也希望能有一个‘颠覆性’的措施拿出来，至少证明大家确实想让中国足球进步。”

　　不过，历尽磨难的中国足球在过去10年并不缺乏出现“拐点”的契机。1999年甲A“渝沈之战”引发轩然大波，但中国足协选择息事宁人；2001年“甲B五鼠”再次考验中国足协判断是非的能力，但“世界杯出线”掩盖了当时的罪恶；此后数年，无论是国安罢赛引发“中超革命”，还是抓赌扫黑清除足坛蛀虫，均没有还中国足球一个清白面目。

　　以轰轰烈烈的抓赌扫黑为例，自2009年10月起落网的上至足管中心高官，下至普通球员，至今尚未得到法律方面的明确界定。两年一晃而过，开庭仍遥遥无期。相比之下，今年5月韩国假球案发，3个月后60名涉案人员中有39人被提起公诉并被定罪判刑。

　　虽然“拐点”总有机会出现，但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改革才是“拐点”产生的象征意义。青少年球员培养体系建立、联赛实现管办分离，这两大中国足球短板均受制于陈旧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而无法真正推行。

　　因此，由国务院牵头成立的中国足球改革调研小组，在这次访日之后将采取何种举措完成政策方面的调整，已是中国足球体制改革前的最大疑问。中国足球苦盼多年的真正“拐点”或许就在答疑时出现。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