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足协邀约一道务虚。韦迪主任此番电话相邀，简而言之，足协要务实投入青少年，做长远打算。另外，还有一份是韦主任自己的思索所得，希望可以准确切中阻碍中国足球健康发展的顽疾。带着一丝小兴奋，在会议现场，我拿到了《探索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方案》，六页征求意见稿，我们皆是为此而来。

　　事情的缘起是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针对严峻的足球现状要求足协做一个切实的方案，足协人员上下奔走，获取微观数据，尽力描述中国足球的底层现状。说说其中的两个数据吧，还是挺刺激人的。目前，中国各级国家队在全国范围内可供挑选的球员总量不足千人，换句话说，中国像样的球员也就这么多而已。如果再严苛一些计算的话，这个数据还会缩水一部分。另一组数据的对比更让人心里一惊，韦主任由水上初到足协，看到中国青少年足球一年的比赛总场次达到4.4万场，中国还真没有多少竞技项目一年之内可以拥有这一数量级的比赛规模，一时之间内心还不禁掠过一丝小小的满足。前几日，德国足协来京与中国足协座谈，为落后的中国足球展现一个足球强国的深厚基础。德国朋友不经意之间告诉足协官员们，德国每周青少年足球的比赛总场次可以达到7.4万场。德国足协治下一周的总场次可以超过中国足球全年的总量。啥也别说了，我们单薄得让人有些绝望。

　　绝望时时泛起，但绝没有理由放弃。时下的中国，谁也不是足球的救世主，大家一道依然在为过往还债，一路走过，耐心比决心还重要。写份草案并不难，甚至字里行间时常还会有一点点闪亮。开篇即用“三集中”来概括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看着这个词，我无比亲切。整整30年前，自己就是北京首批“三集中”试点中的一员，“集中训练，集中学习，集中生活”。此种模式带来了“养一棵树死一片林”，此说法第一次听说，该给掌声。中国之大，地方体育局职责看似一致，其实在特殊的转折年代里，面对职业体育和社会体育，姿态和做法不尽相同。全运会、城运会、青运会、民运会等综合大赛实实在在引领着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工作，只需要一棵树的茂盛，何必去浇灌整个森林，理论上更没有义务为地方上自发形成的职业俱乐部培养后备。当然，并非每座城市的体育主管部门与职业俱乐部和草根足球都是如此冰冷的关系，也有一家亲的，但是往往是靠一任领导的认识和作为在维持着。

　　单看文字表述，足协调研的结果以及认识高度是值得肯定的，“坚持政府主导、依托社会，挖掘足球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导向”，典型的中国特色，政府主导作用不可撼动，同时还要找寻广泛的社会基础，谈何容易。中国竞技体育大多停留在亟待修复生存发展体系的阶段，传统的体育机制对于一些参与的广泛性要求不高的项目，尚可以依照传统有效方法应对，可是足球、篮球以及排球这些完全社会化参与为基础的项目，则纷纷显得力不从心，最终就实实在在地反映在国家队身上，“三大球”伦敦之路颇多坎坷磨难就是明证。如何认知当今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之路以及社会使命将深刻地影响到未来走向，当今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们不该再踟蹰了，至少决策层面该有新思维，应该坚信在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市场潜力项目上，必须广泛深入地融入市场化和职业化之中，不可将中国体育的难得探索拉回到旧有的道路上。

　　在务虚会上，是一定要发言的，往往虚实结合着来吧。我匆忙之中借助了熊培云老师的《重新发现社会》这个题目，恳请中国足球界充分意识到社会对于一项运动的意义价值，让足球有一个自然有序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说到底，中国人没有健康正常的社区生活，那么足球这样的群体性参与项目也只能是行政体制中的事业而已，不可能收获一个必要的社会参与群体。而如何重新发现社会？让社会资源自然与足球配置是一个漫长的社会现代化过程，足球可以是一个绝佳范例，为中国体育的未来去尝试，而不仅仅意味着国家队的比分与出线。

　　我们都该坚信，水到渠成。